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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人类学在中国初创之时，民族学概念相当于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人类学科和民族学科得以恢复、重建，但二者无论在理论、方法等研究方面还是在学科构建等形式方面越来越背道而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民族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已完全不能等同起来。民族学已不再如人类学一样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而成为一个综合、包容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在内的一个超学科体系，而人类学在其中只占很小的份量。在这一情势下，若仍然提倡“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规范民族学的研究”[7]76也许既不现实，也不合时宜。 通过以上正文所述可见，现行的民族学科体系是学科政治想象与国家符号的民族学学科想象达成默契的产物。一方面，这一超学科体系的确为国家治理及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支持，其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其超大体积以及研究的“应时式”特点使其研究层次不能深入，缺乏格尔兹所言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力度[52]，也难以提供长期效用。基于此，我们必须摒弃将人类学与民族学混为一谈的认识，因为正因这一认识，超民族学科体系的构建使公众产生人类学有足够运作空间的错觉。实际上，规范人类学研究已经被挤压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内，成为部分大专院校社会学中的二级学科，石奕龙因此痛心疾首地发出“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应为一级学科”的呼吁[6]94。笔者认为，民族学科体系也许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民族学科的体系再大，也无法替代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为特征的规范人类学研究。 如乔健所言，人类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对社会发展的功效是“根本的、广泛的、长期的”[26]16。张小军把人类学恰当地称为“强国之学”，认为人类学是世界强国所必须具备的学科。各欧美强国，无一不重视人类学。同时，人类学还是促进国家强盛的学问，原因在于“其研究的广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首屈一指：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度也是俗语社会科学中的佼佼者”[34]。高丙中则形象地将人类学比喻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他说：“对于世界的运转来说，道路、电力系统、网络设备是传统意义的基础设施，银行、法律与执法机构、对话与谈判机制等是基础设施，而生产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人群能够互相了解、包容、合作的知识条件的人类学也是世界体系良性运转的基础设施”。他还说：“人类学是现代国家处身世界的一种基础设施，必须有，还必须先行，最能够代表一国学术整体发展的国际水准。如果人类学不发达，就意味着一国社会科学与世界沟通的基础设施不发达。”[53]宋平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中颇有见地地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如何记载、解释和深入研究这一巨变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责无旁贷。然而，学科结构不平衡已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自然严重妨碍了人类学者对上述学术责任的履行。无论对人类学科本身还是对国家管理系统而言，这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54]238。 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相比，现行的超民族学科已不是基础学科。它的独特性既体现在学术与国家符号之间所构成的契约性上，也体现在学术威权的建立及社会实践的实用性上。虽然该学科体系包含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法律学、民间文学、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但除政治学以外的各门学科在研究目的和实用价值上最后似乎都可以归结到政治学层次。尽管民族学在学科规范、研究领域、机构设置等各方面一直备受部分学者的置疑，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观察和评价也许仍需假以时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