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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经济人类学在1930至1950年代初始阶段，便在结构功能方法的本土化中确立了人类学根基，产生了重视本土经验与当下实践的特点。1950至1970年代提出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过度倚重，使得各民族经济调查报告形式单一，但相当部分仍承袭了田野调查与实体制度方法。在经历20世纪末期西方理论引介之后，2001年以来，本土学科框架已初步构拟，并形成了经典命题与发展问题两大核心领域。目前，亟待在更深入地把握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兼具创新性、透视性与反思性的本土学科理论体系。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结构功能方法；经济文化类型；民族经济学；中国化 作者简介：郑宇（1979—）男，四川荥经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人类学与经济民族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历程对农民代际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BMZ117）阶段性成果 经济人类学正式诞生于1960年代形式论派与实体论派之间持续数十年的争论。[1](P123~125)这场争论确立了学科的基本属性，即在对人类各族群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综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去探寻“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规律”。[2](P347)在先后经历结构功能主义、形式与实体论派之后，该学科还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象征分析、新广义学派等流派，并完成了三大主题的转变：1970年代之前的礼物交换与互惠问题；1970至198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分配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990年代至今出现了跨学科趋势，并向消费、发展反思、物性、跨国流动与贸易、民族文化产业，乃至价值观、行为心理及网络经济等更为多元的领域扩展。其间，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EA）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该学科的国际影响。 在中国，经济人类学目前已初步完成了学科的本土化构建。虽然已有吕俊彪[3]、赵巧艳[4]、罗康隆和田广[5]等学者关于中国该学科发展历程的一些探讨，但总体来看在系统性、理论性梳理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缺漏；对该学科的发展分期值得商榷；关于当前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趋势探讨亟待深入。本文期望能对这些方面有所补足，从而助益于该学科的未来成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