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当前学科深度本土化的特点、成效与创新路径 历经1930至1950年代的初始启动，到1950至1970年代的缓步推进，1980年代至2000年的本土化探索，以及2001年至今的学科框架初步构拟，中国本土的经济人类学学科已完成初步构建，并形成了如下明显特点： 第一，高度聚焦本土边缘群体的经济活动实践。不同于西方该学科长期以来将非西方世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产生伊始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的该学科在各发展阶段中，几乎都明确地高度关注本国边缘群体的经济生活，注重结合中国本土实践尤其是当下发展的要求。其中又尤为重视对少数民族群体、汉族农村、城市边缘群体等的经济活动规律的探析。当然，在当代，该学科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向跨境经济流动乃至海外民族志的扩展。 第二，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实体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西方的该学科，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与实体论派相对立的、主张采用主流经济学分析模型的形式论派；在当代，除了经济学之外，该学科还表现出积极融合历史学、行为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发展趋势。与之比较，直至当代的中国的经济人类学学科方法仍相对受限，相当程度上仍沿袭经典的人类学个案调查方式，即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展开田野调查，进而以实体论派的、经济的文化分析模式作为主导分析工具。在成果方面，则相应地主要体现为民族志形式。虽然也出现了运用经济人类学方法，与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宗教学等学科结合，开展了货币与价值[61]、历史上的象征产权与社会结构关系[62] ，以及民族民间经济互助及借贷、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品牌与知识产权、民族教育、宗教经济等多面向探析的一些研究，但绝大部分成果在性质上仍应当归属于广义的文化人类学范畴。 第三，传统核心领域的强化与当前跨学科发展的趋向。在学科经典命题与发展问题两大领域日益获得普遍共识，并在不断强化中凝练出一系列主题的同时，如同当前西方该学科出现的跨学科发展趋势，中国的经济人类学也在与其他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出现了泛化发展的趋向——主要体现为与生态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工商/商业人类学、边疆民族志等之间的交融发展。其中关联较为紧密的主要有：生态人类学方面，杨庭硕、尹绍亭、罗康隆、冯雪红等学者，强调了传统生计的生态保护价值[63]、文化生态意义[64] (P271~272)、文化调适等复合功能[65] (P139~153)，以及对边疆协同发展的启示[66] (P257~260)；石奕龙、陈刚等学者对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历史梳理[67] (P51~58)，以及对中国当前发展的启示[68] (P44~70)；田广、周大鸣等对工商人类学的引介和本土化发展[69]，以及彭兆荣[70]、田阡[71]等对各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探讨等；施琳倡导将经济人类学方法引入中国边疆民族志之中[72]……交叉学科的发展，显然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推动学科传统研究领域的拓展。 学科本土化的推进成效显著。如在参与式乡村评估方法（PRA）引领下所形成的高度强调当地主体的参与式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数十年来的扶贫工作，并构成了当前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之一；“民族文化资本化”“民族文化产业”等论题，也广泛得到学界、政府等社会各界的认同，并在实践运用中持续深化发展。 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经济人类学的深度本土化远未完成。目前该学科仍存在较为明显的一些问题，包括本土理论创新有限、学科共识尚待加强、整体发展零散薄弱、主流经济学的运用缺乏、实践应用性不足等。除了应当积极加强学科体制建设、注重人才培养、整合各层面的零散力量、推动理论的实践转化等之外，从其中最为根本的理论方法创新层面来看，至今所产生的重要创见似乎仍限于《江村经济》的开创性贡献，以及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参与式发展实践理念、民族文化资本化观点等有限成果。 本土理论方法创新的常见路径，是对西方经典的本土转化。正如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原有理念的提升，“过密化”对“内卷化”概念的转换，以及民族文化资本化对文化资本理论的拓展那样，经典理论的本土运用乃是学科本土化的前提基础和重要路径。而所谓经典理论，当然主要来自该学科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流派，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实体与形式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新广义学派理论等。但作为一门从多个学科中汲取精华诞生的、时日尚浅的学科，经济人类学当然需要秉持博采众长的开放态度，积极吸纳人类学/民族学相关分支学科精华，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生态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 如果说经典理论方法的运用是学科本土化的初期常见方式的话，那么当前更为重要的，则应当是在中国本土经验基础上，探索能够与世界一流学科平等对话的理论创见。就目前来看，导致中国该学科理论创新受限的关键障碍，在于大部分成果直接援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相关经济现象，却并未开展必要的理论预设的反思和批判。这就导致大部分成果被遮蔽于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之中，从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本土理论创新。例如，西方经济人类学传统上对互惠交换的高度重视，其间隐藏着如下理论预设，即经济环境极高程度的封闭性，即便是像“库拉”“波特拉赤”那样的大型交换现象亦是如此。而其目的，是揭示异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另一种”交换体系的存在。 然而，这一预设却与中国民族经济的状况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各民族经济除了存在内部互惠交换体系之外，同时还以国家与市场的“二重性”深度互嵌的方式，[73]早已将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裹挟其中，由此形成了经济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事实。因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而言，他们的交换体系显然并不局限于礼物互惠或区域再分配，而是具有深远历史渊源的，地方性经济与国家分配、市场交换之间交互渗透的多层面立体结构。这应当是构筑中国本土学科理论的重要起点之一。因此，与其他人类学分支学科一样，建立在扎实田野调查与深度挖掘本土经验基础之上的民族志的“深描”，同样是实现经济人类学深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