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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80年代至2000年的西方理论引介与中国本土范畴构建 上个世纪中后期，西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逐步从他者的“原始经济”，扩展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边缘族群互动中的经济变革方面。[34]期间，承袭了实体论派核心理念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独领风骚，并分化为偏重政治经济学的美国流派，以及传承文化人类学的欧洲流派。 对于1980年代初才重启国际交流的中国而言，学科重建当然首先是学科的引介，而引介的重点正是余温尚存的那场论战。中国经济人类学迎来了全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1974年，台湾学者徐正光主张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分析来促进学科发展。[35](P92~93)王祖望于1982年重点介绍了波兰尼的学术成就，并将其概括为五个关联论点，即某种程度的泛经济定义论、市场经济特殊论、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有限论、经济嵌入社会论以及跨文化比较论等。[36] 经济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1990年代中后期，表现在三大方面：首先，在成果引介方面，该时期先后发表了数篇更为全面、系统的学科介绍论文。如李富强介绍了形式与实体论派之间关于礼物经济、最大化、功利主义等争论焦点。[37]王燕祥除了阐述两大论派之争外，还引入了波兰尼后继者的研究，如博汉南、道尔顿所划分的“无市场经济体、边缘市场经济体和市场主导经济体”。[38] 1997年，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在中国出版，首次体系化地引入了这一学科。它具有鲜明的实体论派色彩，同时拓展了货币等的象征分析路径。[39](P13)总体来看，该时期大部分引介评论者更为认同实体论派，即认为该学科属于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的分支。 其次，在学科建设方面，学者们重点讨论了经济人类学与中国1980年代诞生的民族经济学之间的异同，并开始尝试二者的结合。如大部分学者均认为二者互有交合，但也在对象、方法、理论框架等方面存在差异。[40]而具有实质推进的代表作，当属陈庆德1994年出版的《民族经济学》。他运用了实体论派制度方法，讨论了中国民族经济发展与认同、经济要素的结构性变革、少数民族发展的制度约束三大内容。[41](P61~65)该著作因此在推进学科结合的同时，还传承了第一阶段发展中形成的强调中国本土实践与应用性的特点。 再次，采用经济人类学的具体理论观点，来探讨中国本土问题的杰出成果。如黄宗智1992年借用格尔茨的“内卷化”所发展出的“过密化”（involution）理论指出，中国明清时代在人口膨胀与粮食边际收益递减的双重挤压下，最终使经济陷入了“没有增长的发展”的陷阱。这是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理论在本土化运用中的优秀结晶。[42](P306~310)1995年，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修正了等级社会中的经典礼物运作逻辑，即传统中国的礼物赠送与常见的至上而下路径刚好相反，并以此来表达尊敬、服从或祈求等。[43](P203~222)同年，杨庭硕提出了本土概念“相际经营原理”。[44](P53~86) 该阶段中国经济人类学的本土化推进因此完成了两大任务，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全面引介；二是通过与本土民族经济学关系的探讨，以及经典理论的转化运用，正式开启了新时期本土理论范畴的构建。但必须明确的是，该时期国内大陆学者的成果主要限于理论辨析与文献资料分析，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实证研究还极为少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