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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1年以来本土学科框架与核心研究领域的初步确立 21世纪之交，西方经济人类学出现了以理查德·威尔克、约翰·克拉默等为代表的“新广义学派”。与此同时，一系列学科代表性作品在中国出版，如开创性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45] (P1~5)，以及构建“人类学的经济学”的《石器时代经济学》[28] (P2)等。经典译著极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促使该学科进入了加速发展、不断深化的第三个高峰阶段，并开始形成富有本土色彩的框架体系与研究主题。 本土学科框架体系的构建，是在更为系统、深入的西方理论引介的背景下推进的。2001年以来，陈庆德、施琳以及田广和罗康隆先后出版了《经济人类学》。虽然都以该学科的系统介绍为目的，但陈著下编的重心，从中国民族生计的生态基础、社会经济类型、交换与交往、消费的文化关联，以及经济发展与制度要素等方面，初步构拟了本土学科框架。而其他两本著作则引介了一些新领域的新成果，如施著中强调的“新广义学派”；[46](P246~247)田/罗著中的网络经济、环境人类学与工商人类学等。[47](P14~15)此外，后两部著作均另辟专章，讨论了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的关系，本土化的成就及其问题等。还有，龙远蔚等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的上半部分，运用经济人类学理论展开了对各民族微观经济现象的阐释。[48](P3~90)而在中国各类人类学、民族学的通论、概论编著中，基本上都以专章形式介绍了该学科。近年来学科体系探索更为集中的成果，则是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以人类学视角探讨文化产品和产业的《民族文化产业论纲》[49] (P1~14)等为代表的“民族经济研究丛书”，涉及民族文化产业、近代商品经济、少数民族经济行为、民族文化传播等。 在构筑学科理论框架的同时，大量基于本土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开始涌现。它们可精练地归纳为两大核心领域：其一，传承礼物互惠交换、经济行为的理性性质、物的民族志等学科经典命题的成果。礼物互惠交换方面，如罗红光探讨了地主经济中蕴含着人格、品质、威信等“文化资本”的交换，虽然这类交换往往不平等、不等价，但却常常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不一定会导致“异化”结果；[50](P1~9)吕俊彪的《财富与他者》从不同族群之间的商品交换比较中，揭示了财富观念图示对于整合不同族群的作用机制。[51](P366~371)郑宇证明了哈尼族人运用宗教仪式生活中的交换活动，不断对社会进行着结构性的再生产[52](P257~267)……彭兆荣等还将视角扩展到各民族当代旅游产业乃至宗教商品交换等方面。[53]该领域的研究广泛涉及中国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成果也较为丰硕。但应该承认，中国能够与西方经典对话的高水平成果尚不多见。此外，中国在经济行为、物的民族志等方面的研究才起步不久，总体还较为薄弱，具有代表性的如台湾学者黄应贵提出的建立物的“独立自主性”的研究领域的倡导。[54] (P15) 其二，围绕各民族发展问题所拓展出的贫困与扶贫、发展反思、新兴产业等的系列研究。贫困与发展不仅是传统经典命题，更是中国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至今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当然也就成为成果的富集之地。如贫困与扶贫方面，学者们坚持人类学重视当地主体的视角，强调致贫的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及其中国化境遇。[55]与之相应，扶贫措施也重在倡导当地主体的参与式保证，如周大鸣等就此提出西部各民族的可持续的“内源式”发展方案。[56](P10)发展反思方面，马翀炜等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展开了对民族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学的理论辨析；[57](P1~24)还有王文长对民族经济结构转变的约束条件、产业结构特征的阐析。[58](P192~209)新兴产业方面，如针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旅游业，孙九霞等进行了社区参与的民族志探讨。[59]最后，还有众多学者关于与“三农”及少数民族发展相关的扩展问题的讨论，如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工问题[60]等。显然，中国高速而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为之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本土素材与理论创新的可能。 历经1980年代中期的引介、1990年代中后期本土学科建设讨论，以及2000年至今的学科框架构建三次发展高峰，中国的经济人类学学科在延续前两个阶段重视本土田野调查、强调实践性与应用性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本土学科理论框架，形成了学科经典命题与发展问题两大研究领域，并从中逐步凝练出礼物互惠交换、传统生计价值及其转型、“三农”背景下的发展实践与理论反思、经济文化类型、民族特色经济模式与行为、“非遗”与民族文化产业、消费与物的民族志等学科核心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