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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30至1950年代的初始中国化与结构功能方法的本土化 人类学的中国化，不只是指研究的内容是本国的、本土的，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观念与理论等方面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6]如果严格从一个学科的整体引入来看，经济人类学是一门从1980年代左右才进入中国，并且晚至2001年以后才逐步成型的一门学科。但是，正如西方早在该学科正式诞生之前，从1920年代开始，马林洛夫斯基、莫斯、赫兹科维兹等学者已经陆续从学科核心、理论聚焦与旨趣等方面，基本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那样，同样在中国，该学科的启动其实也极早地始于1930年代末。 中国的经济人类学起步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学者直接受教于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使得中国的该学科同样浸染了这一学派的浓厚色彩；[7](P70~73)另一方面，时代特征与知识分子的担当，让它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异于当时西方的重要特征——对于“他者”特殊经济现象的偏好——转而聚焦当下时空的“我者”，尤其关注农村、农民的现实生存问题。这就首先赋予了该学科重视现实应用性的特点，以及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 开创性研究当溯至1936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调查研究。其后形成的《江村经济》对该学科的贡献可概括为，其一，在研究对象方面，首次提炼了近现代中国农民经济生活的核心要素，包括财产权与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生活消费与市场体系、乡镇工业、借贷与资本等。其二，在研究取向方面，将田野调查方法应用于本国农民所遭遇的现实生计难题。如指出农村的工业化是解决农村经济凋敝的基本出路。[8](P236~238)其三，在研究方法方面，高度关注为当时的结构功能主义普遍忽略的传统经济的现代变迁问题。《江村经济》因此当被奉为中国该学科的开山之作。与之相似的、同样重视田野调查和现实应用性的，还有费孝通与张之毅于1949年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即《云南三村》）。 其他研究也从多个角度不同程度地探析了经济问题，并同样体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明显影响。如杨庆堃指出中国农村集市不仅是经济货物“流出和流入所必经之点”，而且是农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结点，以及分析农村经济社会组织的重要窗口。[9](P4)林耀华在《凉山彝家》中专辟第六章“经济”，采用了经济与彝族特定社会阶层相关联的分析方法，详述了他们的家庭生计、家族经济、社会阶层分工与族际交往等。[10](P60~70) 1948年他的《金翼》中的有关经济部分，同样时刻联系着献祭、仪式、性别分工，以及纠纷解决、社会控制与地缘联合等非经济要素。[11](P68~95)此外，还有许琅光对大理喜洲按性别分工展开的，关于种植、纺织、经商等谋生活动的探讨等。[12](P54—63) 主要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产生的作品中，与实体论派的核心思路最为契合的，当属田汝康1946年出版的《芒市边民的摆》。如在对“为何做摆”的追问中，作者深刻阐释了诸如土司母亲及其家属帮助老百姓整天割谷子，贵族老太太摆摊出售零食等行为的动机，就在于傣族佛教文化认为，由自我劳动获取与不劳而获的财货价值之间是不可比拟的。[13](P138)他的研究因而是与实体论派的“嵌入”理念，[14](P40~41)以及经济要素承担特定社会功能的观点极为一致的。 与前述著作相比，当时中国该领域经济研究还出现了第二种路径。虽然同样重视田野调查，但受当时法国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学者们更加重视调查资料本身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细致类型划分。如江应樑的《摆夷的经济生活》，详述了他们的历史、环境、土地资源配置，到生产技术与产品、互助生产、合作与宗教消费、政治负担等。[15](P3~77)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专设“经济生活”部分，记录了农业及相关仪式、副业、饮食服饰等；凌纯声还记述了赫哲族人的渔猎生活；[16](P92~104)王兴瑞、罗比宁分别探讨了广东瑶人的经济社会与农作状况等等。[17](P261~316,382~387)这类整体性的调查与分门别类的专题深入方式，初步构筑了中国延续至今的，与经济人类学有众多交叠的民族经济学的基础框架。 可见，尽管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中国的经济人类学却在零散化、个性化的本土发展中凸显了自身的特征与贡献。首先，国家存亡的历史语境构筑了政治性基点，使得当时的研究大多具备强烈的重视当下生存实践的应用性色彩。其次，众多的中国学者以观察自我、反思自我的方式，创造性地推动了参与式观察法与结构功能方法的本土运用。再次，初步展示了该学科的诸多关键理念，如实体论派的“嵌入”观点，其实已经在部分成果中以不同形式闪现。中国学者由此前瞻性地初步展示了该学科的理念和方法，他们对于学科的成长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