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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传统规范下羌族婚礼象征的过渡仪式 成年结婚是人类生命中重要的过渡性仪式，人们会通过特定的仪式，确认或认可个体性身份。作为非常典型的过渡礼仪，从过渡礼仪理论的角度分析，羌族婚礼仪式可以从三个阶段——分离、边缘（阈限）和融合进行分析。 在过渡仪式进程中，第一个阶段是“分隔礼仪”。所谓分隔礼仪是指，通过某种仪式使个体从原先的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这种仪式需要在特定的场合与时空语境中，这样才能突显仪式的特殊性，这也是仪式举行的必要性前提。这种“分隔”使仪式中的个体或群体得以区别于原来的社会状态、生命状态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之中，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身份过渡常常需要实现与日常生活事物的分离。在婚俗仪式中的分隔礼仪，则是对婚配双方身份的区别以及日常生活的脱离。羌族婚俗中有很多形式体现了这种身份的区别化。在男女双方确定恋爱关系并且订立婚约后，女方姑娘便可开始种植女儿麻，在这一过程中，都是靠女方一人完成。并且姑娘在种植过程中不能向其他人提及女儿麻的事。女方姑娘自己找一块荒地进行种植，所有管理过程都是亲力亲为，一人完成。在女儿麻成熟之后，女方姑娘要用女儿麻织成腰带，戴在身上，婚后由新郎解开。在结婚后，夫妻要将用女儿麻做的衣服即“离娘布”保存，这其实就是以这种形式实现意识上的身份分隔。婚礼前新娘要进行特定的绞脸、梳头仪式，将新娘的长辫子改成绾一个髻，并且要佩戴象征吉祥如意、幸福美满的发饰，这项仪式也要有专人——“上梳娘子”进行，通过这种装饰的变化，来达到实现身份区别的目的。 经历了分隔礼仪之后，男女新人与原来的生活状态分离，实现了身份的区别化，转而进入边缘礼仪阶段。范热内普认为边缘礼仪即是通过世俗行为规范被悬置或抹去的状态给受礼者的生活一次“震惊”。正是这种震惊打破了原有的结构状态，使其处于一种中间状态，然后通过对这种混乱的整理以调适其适应新的生命状态。他在《过渡礼仪》一书中写道，婚姻是一种社会振动仪式，在这种新组合的诞生之前，需要进行一种打破平衡的活动，以便过渡到一种新的的社会身份上去。范热内普强调指出：“每一婚姻也是一种社会振动，涉及的不仅是两个个体，而且还有若干规模不同的群体。婚姻限定双方诸多关系因素，由此逐步打破平衡。这种现象在我们城市生活中几乎无法观察到，但在偏远乡村，婚礼便意味着生产活动的停止、积蓄的支出，以及日常平淡生活的惊醒。”在羌族社会中，婚俗中群体性的仪式如花夜多带有狂欢的性质，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多种婚俗仪式都有这样一种对男女身份进行重新定义的表现。 在羌族婚礼上，时辰一到，唢呐手开始吹“离娘调”，女方族中长辈家长开始敬神，乞求神灵保佑，新娘哭嫁，送嫁时年老的妇女会反复叮咛新娘:“千万不要回头看，规规矩矩走出去”。相传羌族女始祖木姐珠出嫁那天，天爷木比塔赐给她大量动物作嫁妆，跟在她身后的动物比前面的动物多，她没有听父母的话，忍不住朝后看了一眼，使她身后的动物失去了控制，跑进了深山，以致于现在野生动物多于家畜。嫁妆遭受了损失，意味着婚后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磨难与艰辛。为了避免类似现象再次发生，就有了新娘出娘家时不能回头看的习俗。新娘哭嫁仪式也是如此。哭嫁是表达对旧有群体的依恋，通常是出嫁那一刻舅舅喊起身，新娘由哥哥从神龛处背出，在大门口，背对着房子向后撒一把筷子。筷子是原有生活状态的代表符号，撒一把筷子表示脱离原有生活，开始处于游离的“边缘”状态，进入所谓的“中间世界”。羌族婚俗中喜庆氛围塑造了一种狂欢的状态，这恰如边缘礼仪的中间世界所描述的那样，参与的主体悬置原先的世俗行为规范。在迎亲仪式上，塘火的升起营造热闹喜庆的氛围，接亲的队伍经过一路的跋涉，进入新郎所在时空环境中，这时候新郎站在院坝里凝望门外，“释比”在门口放着做“撵煞”的条桌，新娘由迎亲的人迎候到了门口，却不能马上进门。因为门口是内外世界的界限符号，需要通过仪式才能正式进入，这时候的新娘是尚未获得身份认同的中间状态，可以说是没有确定的身份，同时也不归于任何一个群体。这时候就需要羌族祭司释比来驱赶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释比需要确保婚礼仪式的正确，以免给族人带来危害。释比要杀鸡祭轿子，曰“退煞”，然后撒米，曰“回神”。处于中间世界的新娘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获许进入男方家族社会。撵煞法事做完后新娘由红爷大人牵着交给新郎，进入象征内外世界界限的门口，准备获得新的身份。 完成第二阶段后，进入第三阶段，需要通过“聚合礼仪”重新聚合或回归到日常的生活里。所谓聚合礼仪即是通过拜堂等行为来正式确认新人的身份，并且这一仪式的主持者需要专门的“喊礼先生”来进行。喊礼先生的说辞包括祭告祖先词、婚礼主持词以及答谢来宾词等，其顺序是先祭告祖先，再拜灶君。拜灶君主要是祈求新娘入门之后，家里添人，怕饮食不良反应，才求灶君保佑。然后拜双亲及亲友，最后在场亲友要向两位新人抛洒青稞，寓意丰收和多子。在动作上则表现为喊礼先生喊完一次，就告知两位新人按逆时针方向转圈一次。拜堂结束后，新娘正式成为男方族群的一员，羌人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和活动来确认新娘在家族的身份，比如通过“挂红”将吉祥和祝福挂在新人的身上。参与挂红的人越多就表示男主家的为人爱戴，受人尊敬，这也一定程度上表示同族对于新娘身份的认可。另外，婚礼上“锅庄舞”也具有同样的文化意义。“锅庄舞”又叫“喜庆沙朗”舞，它是在众人参与之下的一种文化复合象征仪式的展示，通过集体歌舞的形式表达人们对新郎新娘的赞美、祝福与对一对新人身份转变的认同。 在羌族婚俗中，红爷媒介作用也不可或缺。“红爷”在羌人婚俗中贯穿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关键性人物，一般由羌族中年长德高望重的男性担任。红爷平时从事生产，一到婚事便担起婚礼大事的媒人责任。年龄、家庭状况，以及自身的能力与从事婚事的成功率都是担任红爷必须具备的条件，尤其体现在婚姻缔结的过程当中，在吃小定酒、吃大定酒、迎亲与嫁娶，以及成亲当中红爷的作用都非常重要。在羌族的眼中，只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担任红爷。有些还需要父母子女俱在，身上多福气之人担任，年满四十，能说会道，懂羌族古规。这种社会地位也是由于红爷为联结姻缘所起的特殊作用而逐渐确认的。就上述羌族婚俗仪式的分析可知，羌族婚姻礼仪是在尊崇一种固有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通过已有的民俗规范把人们聚合在一起进行一次集体身份的区分与认同，从不同主体的身份分隔、调适、确认，最终过渡到一种整体文化符号的象征表达，其实质是再现羌族传统文化的古俗遗风和再创羌族文化传统的今日气象，即是在传统与创新和过渡的张力中寻求一种平衡，以达成对羌族文化的完满阐释和继承发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