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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全球史则并不限于西方。受到“二战”的直接刺激，基于自身传统的史学反思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各地的史学传统、史学变革与西方的这种史学潮流不断融合，形成了“全球的”广义全球史，即可以在国际史坛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共享的研究方法与编撰理论。全球史研究人类社会的核心在于全球视野下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这就使得对人类生活的认识在不同社会层面中得到深化，并且在不同地理空间内得到扩展。“全球史观”和“全球视角”等话语所标榜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历史研究的尽量宏观的视角、尽量全面的思维方式。全球史在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试图超越长期以来无视甚至否认西欧北美以外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欧洲中心论”，通过多重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网络研究人类各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分析人类文明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 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都是广义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厘清全球史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吸收西方全球史的积极成果，将其整合到自身的学术框架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全球史是世界史领域积极应对世界形势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历史学提出的重大理论挑战而发生的观念与实践创新，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而这个挑战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把握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演变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学者对世界史或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无疑是全球史在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西方全球史能够迅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基础。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两者互为他山之石，相互借鉴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笔者以为，应当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思路。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一样，同期都在进行对世界史的新探索和新发展。例如，周谷城1949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视作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他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互动与交往的历史，在互动和交往中构成一个整体，每一个民族或区域的历史和进步都得益于此，欧洲也不例外：西方史家写历史把他们在近代以后取得的主导地位延及到古代和中世纪，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他提出，写世界史著作，要诸区并立，同时叙述，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重点。(13)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仍可谓真知灼见。 而且，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西方全球史的发展。1959年，吴于廑依据1955年英文版《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撰写了《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一文，对巴勒克拉夫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吴于廑认为，西方传统史学把整个人类的历史视为一线发展并最后达于西欧近代文明的顶峰，这当然是荒谬的、充满自大狂的，但是这一思想承认历史不断发展、承认后一阶段的历史总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就说明其中有可以肯定的合理因素；巴勒克拉夫不但看不见这些合理的因素，以唯心主义的论点把一线发展论全盘否定，而且还抬出历史周期论，说历史像有机体一样逃不脱生命的周期，他的学说比传统西方史学更多一层宿命论的色彩；巴勒克拉夫“重新定向”的结果，却是承认历史是相对主义的。(14)对于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巴勒克拉夫，吴于廑在指出其学术成绩的同时也作出了严格的批评。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史学界对世界通史研究、编撰及教学的探讨迎来了热潮。正如有学者指出，从1978年起，包括陈翰笙、吴于廑、李显荣、罗荣渠、何兹全、齐世荣、庞卓恒、王绳祖、郭圣铭、刘远图、李纯武、王也扬等人在内的研究者对编撰世界通史进行了探讨。(15)例如，1984年，何兹全撰文指出，中学历史课和高等院校的基础课应该讲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这样才能改变我们头脑中忽视历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想，从基础上给学生以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的思想训练和方法训练。(16)罗荣渠也在1984年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活动与经验来进行研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是逐步扩大及于整个地球的，而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观，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冲破一切旧的区域性藩篱并把世界逐步连成一体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17)在这个表述中，“全球史观”已经呼之欲出。罗荣渠进一步指出：“作为全球性世界史(不是指作为国别史的外国史)，不论在中国和在别的国家，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要写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条件和过程随便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结构，而是要写出人类历史如何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逐步汇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程”。(18)他判断：“就世界史这门学科来论，世界愈是卷入统一的历史进程，对这种统一进程的整体研究，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展现的共同历史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日益加强。”(19)这些观点对于学界理解全球史或世界史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985年，罗荣渠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为制定国家“七五”社科发展规划所写的高校七五科研规划咨询报告世界史部分《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文，指出国外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趋势：1955年以后的25年间，是历史研究发生急剧变化和重新估价的新时期，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较之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各部分的密切相互关联与影响加强，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到处造成新的社会模式和知识模式；欧洲缩小及其重要性降低，苏美崛起形成压倒优势，亚洲和非洲的兴起；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解体以及与19世纪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出现；在这一形势下，西方历史学出现许多新趋向，其中就包括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扩大到以亚、非、拉美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把世界视为整体从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会”的宏观史学。(20)这个判断是合理的。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中，西方全球史被中国学者纳入考察的视野，并与中国学者正在开展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通史编撰学研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1985年张宏毅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一文，可能是国内最早出现“全球史”一词的论文。他提出，把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当作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逼迫我们非那样提出问题不可；最有效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快编写出相应的教材或通史来；1983年出版的理查德·高非等人合写的《二十世纪——简明全球史》一直写到八十年代初期。(21)该文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全球史著作关注现实的特点。中文的“全球史观”一词则出现于1987年中文版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在这本书中，巴勒克拉夫1978年英文版里面的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被译为“全球的历史观”。(22) 1993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的中文版。(23)围绕着这本著作，周谷城、罗荣渠与斯塔夫里阿诺斯进行过学术交流。《周谷城文选》中提到，美国有一位女教授读到周谷城的史学著作，对他的“世界是有机整体”的观点表示赞成，她把周谷城的著作向加里福尼亚大学史学系教授斯塔夫立诺斯介绍，这位教授对周谷城的观点表示支持，并寄来《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兴起》一书请教周谷城。(24)罗荣渠在《全球分裂》中译本序中也提到：“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到作者寄来的这部新著的，仅读数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25)罗荣渠指出：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是西方近年来以全球史观来重写世界通史的几部有数的巨著之一；关于第三世界这个迫切的世界主题的通史性著作，长期以来，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一个大空白，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致力于写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史”，这就一扫长期以来弥漫在西方人所写的非西方世界史著作中的殖民主义气氛，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26)这段学术交流在全球史领域可谓一则佳话。 其后，全球史在我国引起了学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从1985年到2017年，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中以全球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460多篇相关文章；(27)以全球史为主题进行检索，则有650多篇相关文章。(28)世界通史的研究编撰教学、世界史体系、全球史的性质、全球史观、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跨文化互动研究、西方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实践等诸多问题，都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还有一些论文集或著作也对全球史做出分析和阐述。例如，《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29)《全球史论集》、(30)《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31)《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32)《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33)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了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断发展。中国全球史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