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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合办，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天津市文史研究馆）指导、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承办的“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与运河文化带建设”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运河沿线八省市的10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探讨运河与沿线城乡变迁 运河学科研究、运河管理体系、运河水环境等的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周嘉认为，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流经的区域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运河历史与现实发展规律的研究，而形成的一套研究、保护与开发的理论和方法。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教授陈曼娜梳理了中国古代大运河管理体系，并讨论了运河管理系统在当代的传承与转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珍从清代北运河水环境与漕运节点关系入手，揭示人们在利用水资源过程中如何遵循趋利避害宗旨以及人与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吴朋飞和研究生王叶蒙系统整理了全国镇水神物的数量和空间分布。他们认为，从数量、种类、空间上来看，大运河是中国镇水神物的高度密集区，蕴含厚重的科学、历史、文化价值，应充分利用镇水神物这一载体，加强运河水文化研究。 运河如何造就了沿线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变迁，这一话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枣庄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副教授吴元芳等认为，运河通过其流通性特征，使运河城镇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吉东关注了近代天津运河沿岸村镇衍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康金莉和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邵艳梅分析了沧州地区运河商业贸易与城镇经济变迁的关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黑广菊认为，运河沿线临清等税关的设置，使所在城市成为区域流通枢纽和商品集散中心，同时带动了沿岸城乡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龙和研究生石铮以康熙年间《京杭道里图》为范本，通过对照同时期舆图、方志信息，判读出图中所绘京津冀大运河流域的21条河流及34座城池名称，并选取部分代表性城市分析其绘制特点。 聚焦运河文化遗产 运河文化遗产与运河文化带建设密切相关，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编辑齐欣以“大运河遗产小道”和“大运河主题邮局”为例，讨论了如何将公共文化产品纳入大运河沿岸城市和沿岸节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王长松通过分析北运河沿岸4种类型文化遗产的社会感知，认为需要加强对北运河历史文化的宣传展示，增加相关文化活动内容，增强全社会对运河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体验，提升北运河文化遗产的活力。 学者们还从各自专业角度和研究兴趣，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余敏辉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安徽段的建设，提出了保护与开发并重、传承与利用共生的建议：一要因地制宜，做好“保护”文章；二要分类施策，做好“传承”文章；三要合作发展，做好“利用”文章。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郑民德从统一管理制度的建立、遗产法规制定、文化宣传、遗产监控、旅游开发等方面，阐述了“运河文化带”视域下的遗产保护与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王健从建立统筹管理、科学评价、数字化信息管理和多主体广泛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试点区建设的对策建议。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云兰以天津市西青区为例，提出了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促进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措施。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邵波和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侯福志分别梳理了天津市和武清区的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慧芝就“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片区”的地理空间范围、文化建设过程中对内（京津冀）“文化认同”作用与对外（其他片区）的“文化识别”作用等进行了学理解读。 关注运河沿线民俗文化记忆 运河沿线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调查研究、运河文化记忆与文献整理，也是与会者重点关注的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毛巧晖阐释了《红楼梦》对于张家湾地域叙事与文化景观的建构，认为《红楼梦》是民众生活“社会情境”的参与构拟者，同时也模塑着当地新的文化传统及“民俗认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铭将京津冀区域运河沿线非遗文化类型归纳为具有一定呼应关系的四组：即人与神、贡与货、文与武、舞与戏，梳理了京津冀运河非遗所体现的燕赵运河文脉。淮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张秉政等通过多年实地调研，认为隋唐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源远流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元统一的特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卫华以北运河流域后寨府“宗约八条”碑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宗规的主要目的是维系家族秩序，同时包含着国家观念，表现出制定者对国家秩序的敬重与维护，是维持传统乡土社会秩序与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博士生张歆通过对皇木厂“漕运”记忆的访谈与漕运印迹的探寻，认为历史、记忆和运河不仅仅维持着一种自然的循环，也构成一种互为补充的循环，带来一种共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罗艳春结合田野调查，梳理了元代以来与独流这一运河城镇有关的行旅诗文与调查报告。 关于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除了田野调查，更多的是文献爬梳。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周广骞系统梳理了聊城方志中具有直观性、完整性特色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涉及特色工艺、民间信仰和士民风气等方面。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黄二宁认为，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以后，大运河诗歌创作呈现出繁荣趋势，形成了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的南北向的诗歌创作纵轴，重构了元代诗歌的空间分布与地域构成，推动了元代诗风从南北对立走向南北融合。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梳理了古代朝鲜士人眼中的天津大运河以及沿线的城镇、乡村、驿站、闸口等，认为他们的运河书写，促进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大运河和漕运也造就了沿岸城镇独特的民风民俗。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桂慕梅分析了漕运与天津妈祖信俗的形成及发展，认为天津妈祖信俗兼具河、海文化与内陆农耕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众神共处同一空间、皇会、春秋二祭、拴娃娃等方面。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万鲁建探讨了运河对天津饮食文化的影响，认为运河培育了独特的风味食品。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孙志虹认为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杨柳青年画与江南地区绘画尤其是苏州桃花坞年画的渊源关系更为密切。 此次研讨会，一方面是一次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参会学者从各自不同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传播学、文化遗产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园林学等出发，阐述了大运河研究与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此次研讨会也是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成果的结合，学者们既有在书斋中钩稽史实、爬梳文献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有深入基层实地调研的研究心得。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