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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化与少数民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快速增长、贫困人口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这些成果的取得，除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制度变革对个体能动性的有效动员。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在农村拉开了市场化、个体化改革的序幕，通过认可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有限私有化，这一制度将责任与利益分配至个体生产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所有制结构和产业布局得以优化调整，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农产业蓬勃发展，民众生产生活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些因素有效地激发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为带动少数民族农村人口脱贫致富，促进民众生活水平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提供了条件。陈庆德等人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个体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少数民族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转型的根本性变化，就是确保共同利益的基点转移到确认个体利益重要性的基点上，“此阶段任何经济转型的整体性成果，都是通过个体选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实现的”[17]。除了经济增长以外，个体化对少数民族发展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促成人口流动。这对于形成打工经济，为少数民族乡村“脱贫”提供了有力支持。个体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口作为劳动力按照市场供需原则自由流动，这既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贫困地区的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机会。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可能，许多农村少数民族人口加入城镇农民工行列。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跨市辖区流动人口已达22143万人，这其中就包含着大量少数民族人口②。目前，外出务工已经成为许多乡村少数民族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乡村经济高度依赖工业或非农的现金汇入，“打工”在乡村社区(包括穷人)“脱贫”事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18]。 二是促进社会整合。传统少数民族社会整合一般都建立在血缘、家庭、社区、宗教等基础上，这种整合虽然能够产生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和忠诚感，但也存在严重弊端。小型血缘或地域共同体有可能“不借助社会其他成分的帮助而独立进行其自身的再生产，即通过自身的手段(内部社会化)最终把下一代培养成与自己相似的成年人，从而使社区结构及其文化以这种方式世代存续”[19]。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新事物的出现，也阻碍了社区成员、资源与外界交流。改革开放后，在个体化、市场化的推动下，少数民族社会整合面貌迅速改观。经济上，人们的生产生活对市场的依赖日益增强，人力、产品、知识、技术、资金流动加快，社会各个层次组成部分的联系更加紧密，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被打破，以往相对孤立、封闭的村寨共同体日益被整合进入市场体系；政治上，国家在权利保障和利益分配方面的努力(制定各种少数民族优惠措施，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支付转移力度，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将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口逐步纳入包括由教育、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构成)，法制观念普及、现代社会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为少数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加强，在法律框架体系内实行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开辟了道路[20]；社会上，个人机会和选择增加，人际交往的范围与空间扩大，人口跨区域流动、族际通婚明显增加，各族分区域居住的传统模式逐步改变，不同族群成员在共同工作、居住、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文化交流和增进彼此理解，族群融合稳步推进[21]。 三是培养与现代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念。个体化对少数民族价值伦理和思维方式等主观方面的冲击并不亚于客观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价值观最重要的改变莫过于个人权利意识的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利益获取和财富积累的合法性，已经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此外，不但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逐渐习得效率、守时、自力更生、积极进取、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等“现代人格”，居留在乡村的少数民族个体也必须面对市场化带来的机会、竞争和风险，并以市场为导向安排或调整生产生活策略，如从事兼业、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等。许多学者注意到消费在培养少数民族现代价值观中扮演的角色，通过消费，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民众建立起对现代性的想象和认同，并试图在此过程中实现对个性、情感和欲望的追求[22]。 综上所述，个体化的确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个体化推动下，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结构趋于解体，在制度设置、运行机制和思想文化方面逐步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然而，新旧秩序的交替也意味着多种社会力量持久剧烈的交锋博弈，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失序、动荡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这些问题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个体化所产生的正面效应，甚至有可能造成现代化的“中断”或“停滞”。 四、少数民族个体化的代价 主流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分化一直持乐观主义态度，认为分化所产生的各种摩擦和失序将会由更大的分化所中和。这种观点预设了社会发展的“分化—整合”连续谱，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变迁都会偏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发展模式，出现大量“断裂”。许多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对非西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前景感到忧虑，认为这些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制度无法经受现代化所导致的剧烈转型冲击，从而陷入经济崩溃、社会动乱、政府更迭或政策急剧转向等“现代化中断”处境，造成深刻的“危机状态”[23](23)。不可否认，与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个体化，在解除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束缚、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社会传统的组织原则、文化机制和价值观念，引发诸多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这种失衡同时对自然、社会和个人造成巨大损害。 第一，个体化将个人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往少数民族村寨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建立起一套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对自然存有极大敬畏，这就促使少数民族以一种保护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然而，个人主义对理性的推崇却使得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取代了敬畏。个体化价值观对个人利益的强调，对自然的破坏尤其严重，在强烈的获利动机驱使下，少数民族村寨居民也加入了掠夺性获取自然资源的行列。大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本身生态环境就十分脆弱，过度开发利用很快就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环境破坏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带来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不但包括经济方面的损失，还包括对生态多样性的破坏，以及因环境问题引起的少数民族生计转型、移民搬迁和社会文化流失。当赫哲族在环境破坏、渔业资源枯竭后被迫转向农耕生产时，渔猎作为族群生产方式和文化标记也走向了终结[24]。朱晓阳和谭颖指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少数民族的“原始生态智慧”已成为现代性之中“他者”的幻觉，现实中这种原始生态智慧早已难觅踪影[18]。 第二，个体化打破了既有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加剧了利益分化及其与之相随的社会不平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体制变革影响下的利益分化[25]，对于少数民族村寨而言，社会分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村寨居民内部的分化，干部和受过较好教育、头脑灵活、拥有良好社会关系背景的人成为体制改革的受益者，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二是村寨之间的分化，部分拥有较多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村寨通过工商业和旅游业率先发展起来，村寨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三是包括城乡、区域、族群等宏观层面的分化，主要体现为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族群分层。部分情况下，有些分化还会相互交织叠加。如在西藏的虫草交易逐步由乡村、集镇向区域贸易中心集中的过程中，不同层级交易主体的分利能力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既是对藏族、回族和汉族在技术、资本和关系等方面差异的回应，也是在客观上强化了族群分层[26]。利益分化必然导致竞争和冲突，村寨邻里之间、村寨之间、区域之间、族群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敏感和紧张。 第三，个体化破坏了社区成员间的关系，给大量个体带来痛苦和伤害。当社会陷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情感时，社会成员就处于一种普遍的软弱之中，“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27](845)。不仅如此，市场原则还将人际关系纳入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为导向的模式，由相互理解和承认构成的社会纽带，被自身功利最大化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所摧毁[28](257)。以往少数民族村寨生产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换工、帮工、互助、合作等互惠关系，逐渐被金钱交易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遭到侵蚀，人际关系中的竞争、冲突、冷漠、功利成分显著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村寨道德滑坡，组织涣散，社会秩序混乱。笔者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族村寨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的村寨集体祭祀组织难度加大，村寨治安状况显著恶化，村民偷盗、斗殴、赌博等违法犯罪事件激增，邻里关系淡化，甚至在家庭成员内部，个体化所带来的两性之间和代际矛盾冲突也急剧上升。来自家庭、邻里、社区的情感和社会支持减少，以及意义、价值目标的丧失，都会带来精神和情感上的伤害，降低少数民族个体的幸福感。 第四，个体化将社会成员直接抛入市场竞争，会影响到边缘少数民族个体的生活处境。个体化的确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移动和社会地位流动的自由，但这些自由的获得也意味着集体生活赋予个人的保护丧失，个人被迫直接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以及随之而来巨大却未知的社会风险。长期处于群体生活语境、与现代都市社会相对疏远的少数民族对此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当他们兴奋地前往都市寻求新鲜的生活体验和工作机会时，遭遇的却是一连串还不能很好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打击和挫折。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大部分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往往无法顺利地找到工作，面临要么失业，要么接受薪金不理想的两难境地[29]。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只能依靠拾荒、摆地摊等方式，在城市底层艰难求生[30]。在某种意义上，个体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