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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黎丽 韩静茹:社会分工与民族(4)

http://www.newdu.com 2019-08-20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徐黎丽 韩静茹 参加讨论

    (二)种植驯养制作地上资源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细化作用
    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以采集狩猎分工来觅食的生产方式,在1万年前后为种植庄稼和驯养家畜即农业和牧业分工所代替。根本原因就是,“人们迫于需要更多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32)农业和牧业作为人类主要生计方式的时代是1万年到500年前。(33)这种以生产食物为特征的生计方式,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均有充分体现。如地处非洲东北部撒哈拉沙漠东部、96%的土地为沙漠、全境只有一条尼罗河纵贯南北的埃及,却在公元前4000年中期诞生了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分布于一条沿尼罗河两岸充满生机的绿色狭长地带。(34)这条地带因为尼罗河泛滥、“有利于灌溉”而使“沙漠变为沃土”,(35)因而农业就成为古埃及的主要生计方式。以游牧为主的鄯善洋海人,在公元前3000~1000年间以博格达山为中心,形成了以游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36)至于为什么人类不同共同体会从觅食向生产食物转变,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无外乎三种:第一种是他们生存的区域因过分采摘狩猎和气候变迁而没有更多的食物可觅;第二种是人类在长期采集和狩猎实践中发现植物种子落地生长及动物可以驯化的事实,于是在不断改进种植技术和创造农具的基础上,最终成功地种植出人类食用的农作物和可以驯化出人类食用的动物;第三种则是人类数量不断增长,仅靠采集和狩猎不满足人类食物和其他需要。于是人类不断从地球上星星点点适合人居的地方向外迁徙,在气候、海拔、纬度和地形适合放牧的区域,牧业成为主要生计方式,男女老少都是牧人。在气候、海拔、纬度和地形适合种植的区域,农业就成为主要生计方式,男女老少都是农人。而农业与牧业的分离,农人与牧人职业的出现,恰好与马克思所说的旧式分工相符。如秦庆武先生曾论述道:“旧式分工即劳动者的职业分工,并不是从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在原始社会共同协力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之间虽然因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出现过自然分工,但还不足以形成他们之间固定的职业划分。只有当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不同形态的独立劳动能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因而诸如驯养、种植、纺织、制陶、冶炼、酿酒等各种劳动才有可能由不同的人来担当,使他的劳动固定化并且成为谋生的基本手段。”(37)因此,社会分工对民族的细化作用就逐渐表现出来。
    依靠农业和牧业两大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的分工,人类在不断繁衍生息中壮大。在农业和牧业分离后,两者都沿着自身的轨道继续向更加细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在牧业中,就可以根据放牧的动物分为牧羊人、牧牛人、牧马人、牧驼人等等,农业社会中的人又可再分为种稷人、种麦人、种稻人、种豆人等等。再细化,就是牧业和农业劳动步骤上的分工,如农业中又可以分为造农具的人、修水渠的人、除虫害的人、收割庄稼的人;牧业中又可以分为修牲畜圈的人、放牧者、饲养员、挤奶工、送奶工等。一些无论是农人或牧人均在生活中所需的各种用具,就产生了木匠、铁匠、布匠等等,最终这些职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手工业。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可以用自己的产品换取农人和牧人的产品,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成为另一个单独的职业——手工业者。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第三次社会分工。但人类的分工远远不止这些。农人、牧人和手工业者生产出的多余产品,就必须有专人出卖给有需要的人,这样商业和商人如影随形。但商人也因出卖不同的商品成为不同的商人,如盐商、布商、粮商、马匹商、茶商等等。除此之外,随着人类人口不断增长和迁徙,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如渔业和渔人、林业和林木中人等等。大体来说,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里,有多少种适合人类使用的自然资源,就有多少种职业。与前一时期相比,这时的人类对地上自然资源的认识、加工或再创造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的社会分工呈现出越来越细化的特点。
    细化的结果,是对民族身份的分解和对更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类共同体形式——国家建立的建构作用。表现在人类生存发展的组织和集中形式上,较大生态区域就以多种资源为基础,建立了以多种社会分工和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形态;较小的生态区域则以较少资源为基础形成社会分工与民族共生共存的国家且变动很大。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就起到细化民族或民族分支的作用。民族与社会分工,均在以资源为核心的国家博弈中,起着保护资源免受他国侵犯的细化作用。
    因此,在人类种植驯养制作地上资源时期,虽然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有农人、牧人,作为农人和牧人剩余产品交换中介的商人和从农人、牧人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成为单独的职业,而又因农人、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内部生产流程或步骤不同而分化为更多的子职业,也有人因国家管理的需要上升为官吏或其他(毕竟人数有限),但这却是人类历史上相对于工业和信息化时代更为漫长的时期,也是从事以上社会分工的人在交通条件和工具所限中,地域相对固定、职业相对固定的时期。人们以地上相同资源为基础,共同居住和劳动,与相近相邻区域的人通商、通婚、通识,最终形成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某一类人。如中国的汉人,汉字从水从又,就是指在众多的河流区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随着适合农业生产区域不断扩大,最终使得从珠江到黑龙江流域广大平原上从事农业的人均成为汉人。在蒙古高原上以牧业为生的人,虽然名称从匈奴、鲜卑、回鹘、铁勒、突厥有所变化,但最终蒙古兴起后,都因共同的职业而凝聚成为蒙古,至今蒙古就成为蒙古草原上所有人的共同称谓。印度人、埃及人、巴比伦人、贝都因人都是如此。即在使用地上资源时期,因使用的自然资源均能满足这一区域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需要,于是从生态到人文,具有了与其他人类群体区别的特征,这就是实至名归的民族。
    (三)使用地下、空中资源制造商品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消解作用
    人类作为地球上的智能动物,通过不断迁徙将地球表面适合人类消费的资源为我所用,但当人类遍布整个地球表面,且随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资源越来越多时,人类就不得不寻找更加多元的资源为人类服务。这些多元的资源,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地下资源,这些地下资源又称底土资源,多为不可再生,其分布范围不仅没有按照人类建立的国家的范围分布,而且加工制造成适合人类消费的产品过程中会对地球表面形成污染,于是越出国家范围建立的跨国工业及商贸公司层出不穷。因发掘和加工地下资源而形成的工业及其内部分工,加上维持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传统社会分工,使人类职业不断增加。即使有些社会分工因人类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增加的社会分工和职业远远多于消逝的社会分工。空中资源同样如此,虽然我们现在能够利用到的民用空中资源有航空业和风能发电等为数不多的形式,但航空业从飞机制造、航线、航空公司、航空旅客及货物运输,已形成了巨大的航空产业链分工;风能产生的多种仪器到风能的转化及传输管理,又形成了风能产业链分工。以后随着太空资源的不断开发并从军用向民用转变,更多的空中社会分工也将发展起来。这样因发掘加工地下资源和利用空中资源形成的新社会分工,又会对早期社会分工形成的民族造成影响,或因社会分工的消逝,而对仍存在的民族的影响,则表现为消解。
    消解作用之一,就是来自那些已经消逝的社会分工,并以那些社会分工的名称作为民族身份的民族逐渐退出生产领域。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使用地下、空中资源,从表面来看是人类科技和文化的进步,但也是人类为养育更多人口的不得已之举。传统的农人、牧人和手工业者及其如影随形的商人一直都存在,只是传统社会分工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工人等后起社会分工,则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由于社会分工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以前以民族为基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不仅在传统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分化,也在新兴社会分工的发展中消解。社会生活规则也逐渐从以民族为中心向以社会分工为中心转变,如与陌生人见面寒暄后首先要知道的事情,也许就是职业;在社会交往方面,大多以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为中心展开;即使在家庭生活中,社会分工及职业的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的高低。民族身份逐渐被挤压到传统社会分工的偏远或交织区域,如森林人、努尔人、布须曼人、肖肖尼人、因纽特人等等。
    消解作用之二,就是强大的社会分工,将民族身份的应用挤压到历史记忆、祖先崇拜、节日庆典等传统文化领域。虽然传统文化的作用在于,当下人类遇到生存挑战时,祖先留下来的知识经验体系可以为化解今天的难题提供参考,可以在我们的文明过度物质化时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指导,但这些传统文化也需要与现代以社会分工为主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即必须满足现代人因社会分工产生的职业生活的不足,那么在满足现代职业生活外的需要时,民族便以文化的形式表现现代职业人对自己历史、祖先的了解及在职业工作之外业余生活中对文化的追求,如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等。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有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其发展势头也很好,但将文化作为产业资源,仍然依靠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来满足越来越多的地球人类的生存需要。
    因此在使用地下、空中资源制造商品时期,人类的职业虽然不如信息化时代那样多元,但却比人类仅仅使用地表资源制造适合人类使用商品的时期要多样。尽管这一时代从新大陆发现到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前只有短短500年左右,但是每一种工业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风能、各种金属矿产,均构成一种社会分工及职业,每一种分工又分离出许多流程或步骤,这些流程或步骤最终也演变为工业的子分工。这些工业分工不仅吸纳了传统农业、牧业或手工业中的富余人口,而且商人中也分离出专门从事工业资源和商品买卖的商人。这些被吸纳到工业各种职业中的人群便离开了以家庭、家族或部落为单位的出生成长地,变成了工人。当然他们在工人的职业中随职场升迁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但从此便获得了多重身份。如在家族或部落中有因不同辈分产生的各种称谓,在工作单位则因有具体的工作岗位而获得职业身份。而且越在工作岗位干出业绩来,越在家族中有地位。这样获得工业分工职业的人,就对族群起着分离、蚕食作用。民族对具有工业分工职业的人来说,是根基,是家乡;而工业分工职业是个人成就。尽管在家务农或牧羊也是分工,但因工业职业给家族带来的财富和荣誉更多,工业分工成为分解民族的主要因素。民族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变成基础性社会身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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