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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传输和商品消费时代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瓦解作用 21世纪以来，虽然传统和现代社会分工因满足人类不同需要而并存，但由于制造各种人类所需商品在以信息为标志的高科技支撑下持续发展，因此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从依靠资源逐渐转移到依靠资源传输和产品消费方面。如在资源传输方面，石油输出则是指石油资源缺乏的国家从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传输石油资源。中东因石油资源丰富而成为许多国家传输石油的集中地。由于石油输出可以依靠海路油轮，也可以依靠陆地管道或油罐车，因此就出现了运输石油的分工与职业。在中国的边境地区，也因运输资源出现了“养车人”这种社会分工。如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西部多个口岸，就存在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在甘其毛都口岸，养车人大多以家庭一家族成员或亲戚朋友组成公司，小公司最少有2—3辆运煤车，大公司最多有10辆以上运煤车，司机一般为内蒙古人，也有少量中国内地司机，专门从事从蒙古国拉煤生意。在策克口岸，拥有运煤车的人家聚集在两三个大公司中统一培训语言、集中管理。(38)尽管经营形式不一，但“养车人”则是他们的共同分工。可以说，因为资源变成产品需要具有高科技支撑的加工厂，因此资源传输就成为以这种资源为中心的社会分工及职业。等到资源变成人类可以消费的产品后，又涉及产品消费和产品运输，由此就产生了运输到实体店或直接从产地通过网络定购、通过快递直接传输到消费者的手中的信息产业分工，其中与民众消费接触最多的分工与职业就是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因为普通民众看不到资源变成产品的资源发掘、资源运输、资源加工过程，只看到产品本身，而恰好快递员是送终端产品到消费者本人那里的人，因此这种分工与职业，就为广大消费者所熟悉，也能够成为这个靠信息生存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分工。 虽然仍是以资源为中心，只是人类的劳动从资源制造成产品转向资源运输或产品运输方面，这是人类早期社会由人类本身的迁徙向现代人类社会的资源与产品向人类居住区域流动所决定。但它的出现，却进一步瓦解着民族身份。其瓦解方式如下： 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全球或国家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使社会分工与职业都毫不例外地卷入市场后，民族再次被传统社会分工和新兴社会分工混杂的市场所瓦解。因为这个市场可以是实体存在的市场，如小到乡镇的农贸市场，中到国家边境区域的跨国贸易市场，大到国际贸易体系；也可以是虚拟的全球化的网络产品市场，如马云的阿里巴巴。我们人类虽仍有家庭和亲属制度维持的民族形态，但我们维持生活的各种产品却更加社会化。我们维持生活的社会分工及职业不会是从祖先手中接过来的锄头，也不是从先辈手中传下来的放牛鞭，而是在学习了多年的科技和传统文化知识之后去市场博弈，最终在不断妥协中找到维持生计的分工和职业。这样随着家庭成员社会分工多样化，家庭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分离，使得本来就已经支离破碎的民族身份更加碎片化。 因此，资源传输和商品输出时代，是以现代社会分工及职业为主的时代，也是当今人类分工最多元化的时代。因为依靠地上、地下、空中资源而维持的传统社会分工，仍在满足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衣食住行需要而存在，只是一些分工中的子分工因机器代替人工而逐渐消失，比如幹毡人、麦客等等。民族虽然在某些传统职业上仍有优势，但同时也因传统社会分工的资源减少或科技掌握不够而被逐渐边缘。新兴社会分工一般都是以科技、信息为基础的分工，且年龄结构上更适合掌握科技和信息的年轻人。即使某种分工中某些民族成员比例较高，也在市场、社会、科技和信息的巨大影响下，只在特定的场合和时间内，才以民族的身份发挥某一场域和时段的作用。在家庭或家族生活中，因社会生活越来越占据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时间得不到保障，核心家庭的人类家庭生活与扩大家庭的联系更得不到保障。在家庭家族基础上的民族又在现代职业竞争中失去了优势，民族在以分工职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支离破碎。民族只是人们追根溯源时想到的人类源头，是研究者用来解读人类共同体形式的样品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只是祖宗的祠堂和儿孙的血脉。即民族就是用历史记忆和现实碎片堆积起来的虚拟或半虚拟共同体。 总之，由于人类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自然资源及其产品消费，那么从发现、挖掘、加工到制造成适合人类消费的各种产品而形成的社会分工，对人类本身繁衍发展至关重要。但具体来说，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在不同标志性资源的时代不同，有建构、细化、分解和瓦解作用，即总体上的双刃剑作用。 三、从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双刃剑作用再反思民族 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之所以能够产生双刃剑作用，是因为社会分工决定着人类的繁衍与生在的物质需求是否能够满足。人类使用什么样的身份能促进人类的繁衍与生存，这种身份就可以存在，否则只能重组或放弃。即我们常说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社会分工与民族身份的关系方面，虽然民族身份对社会分工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由于人类繁衍与生存是人类作为地球物种的根基，因此民族身份在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发挥最大作用时，也就是其民族身份最兴盛的时期；当民族身份逐渐不能充分发挥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代替民族的其他身份发挥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作用时，民族作为辅助身份促进这一作用发挥时，民族身份仍然可以作为生产关系的多元组成部分存在；最终当民族身份不能在现代社会分工条件下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时中，民族身份逐渐被其他更为适应人类生产力关系的共同体身份所代替时，民族身份就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向基础性社会身份转变。 那么，我们就从社会分工与民族的关系长河中来反思民族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同体。采集狩猎资源时期是人类民族的成长期，其生物性和文化性均在成长过程中，其中生物性成长高于文化性，民族的生物性发展依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断外扩，并结成有利于人类的更大群体在社会分工中生存与发展；种植驯养资源时期是人类民族巩固时期，同样具有生物性与文化性，但其文化性逐渐高于生物性，文化性通过人类在利用地球表面不同生态区域的资源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分工及其职业得到体现，并成为体现使用不同资源并形成社会分工的人类不同共同体的称谓，这是民族身份使用最大化时期。因为与生物性相比，人类的文化性在人类获取自然资源并加工成人类可以消费的产品时，更能发挥养育更多人口的作用；使用地下或空中资源及传输资源和商品时期，则是民族的分化和瓦解时期。随着被人类使用的资源种类及加工产品日益增多和细化，社会分工从以民族为劳动主体向以资源为主的劳动部门的转化。民族在国家担任资源管理角色与职业不断消解族群身份的情况下，从实体逐渐走向虚拟化。但与以前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人类身份一样，退出历史舞台也需要一个过程。于是依靠历史记忆、祖先传统及残存文化因子建构民族，就成为当代民族的显著特征。但这种建构，在国家早已代替民族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的今天，从表面上来看，彰显了民族的某些文化因子，但本质上来看，却是民族更快融入国家以社会分工和职业为主的社会生活的途径。因为建构起来的文化因子，不仅与历史上真正在生活中起作用的文化因子不同，而且也成为国家范围内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从社会生产的视角来说，属于历史范畴，与社会分工和职业交叉融合是当代民族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当然民族身份在退出社会生产中的角色后，仍在人类的生活层面发挥着作用。虽然因文化与科技日新月异，人类不可能再重复依靠血缘和地缘的力量团结起来获取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资源，但毕竟人类自身的生产仍需要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和家族。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民族身份从主导性社会身份向基础性社会身份的转化，实际上当人类自身的繁衍与发展在社会分工细化到家庭家族的前提下，这也是民族身份的升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