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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考古人生AB面

http://www.newdu.com 2019-08-20 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严粒粒 刘慧 参加讨论

    浙江在线7月2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严粒粒 刘慧)良渚古城遗址入遗,不过是厚积薄发的契机。
    “有机会的话,你们一定要去写写刘斌!”很早以前,不少人就曾向记者诚心推荐。刘斌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发现者。
    上世纪80年代,环太湖流域的反山、瑶山、福泉山等重要良渚遗址相继发现,良渚文化的玉器研究进入高潮。但关于良渚文化是否称得上“文明”的论断,学界仍在推测。直到2007年良渚古城真容初露,良渚文化正式从“文明的曙光”被认可为“成熟的国家文明”,证明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作出了杰出贡献。
    “是你穿越了五千年光阴,还是我走过了几万里山河。里海的夜,像宝石一样的宁静。守着阿拉伯古老的传说,今夜因为你而注定永恒……”
    入遗前夜,刘斌在阿塞拜疆的等待中写下了诗句。我们从中读出了深情的暗涌,便更想与他进行一次交谈。
    7月11日,申遗成功的第五天。刘斌回国的第二天。我们走进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窥见了他与良渚互相成就中起伏的波澜……
    刘斌(一排中间)与良渚考古队队员在八角亭留念。
    理性 感性
    杭州城还在庆祝和欢腾中沉浸。
    从市中心往余杭方向走,祝贺的标语被印成旗帜排在路两行,向所有路人传递着捷报。风一吹,兴奋情绪也跟着扬得到处都是。
    考古人则很善于克制。也许是职业的关系:考古工作具有不可重复的“破坏性”,发掘时若过于喜形于色,万一出了失误便是“回天乏力”。
    中午时分,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一如平常。有人在修复文物,有人在讨论新的发现。
    刘斌在食堂吃着与平常一样简易的工作餐。省考古所的新办公楼快装修好了,他刚刚从新址验收回来。
    “事情排着队等着做,没什么时间休息。”前一天,从巴库回来的飞机刚刚降落上海浦东机场,刘斌便被车接走去参加市里的工作会议。航程鼾声四起,这个一米八的“大高个”在局促的座位上,拟好了会议的发言稿。
    这几天,大众对于良渚的关注度,几乎到达了良渚考古83年中的顶峰。刘斌变得更忙了。
    “心态没什么变化”;
    “良渚……良渚还有很多谜没有解”
    ……
    对话,只能在筷子的起落间见缝插针。当天下午,刘斌还有公务在身。问答有些不得已的仓促,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疲惫与歉意。
    行内人说:一个沉默的、安静的、可能还有些憨憨的考古人,一个平常到你绝想不到他会有什么不凡经历的人,请你给他倒上一碗烈酒,或许就能撬开他的嘴巴。
    我们的手边没有酒,却有另一个“话引子”。
    不忍多扰的我们,本想以儿童教育话题收尾。哪知刘斌的话匣子忽然打开。“教育太重要了。文化素养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基础。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热爱中华文化,才能增强文化自信,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民族。”
    于是,筷子放下了。
    “博物馆是展示城市文明、城市形象的窗口。现在很多父母、学校都会把孩子带来良渚博物院参观。考古知识很晦涩,即便有解说,成人理解也有难度,何况是孩子?”
    接着,手势开始丰富。
    “你说那些良渚知识,要是老师、家长不懂,谁来给孩子讲解?光靠来博物院一趟,听讲解员说恐怕不够吧!何况还有人来不了呢。”
    说着说着,语气也抑扬顿挫起来。想催刘斌起身的工作人员,在门外探了又探,也没好意思进来打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秉持对时间尺度的洞察力,考古人知晓“少年强,则国强”的客观规律。
    几天前,国内首本良渚文化主题童书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付梓出版。在去年申遗工作最白热化阶段,刘斌还是欣然答应成为第一作者,对内容的权威性、趣味性负责。
    “市场上关于良渚知识的读物,大部分是图录和学术文章。做科普童书十分必要。”有些内容还有缺憾,他承诺会参与再版修改。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连办十年,刘斌的开营讲座也讲了十年。
    当天晚上,刘斌把自己从会议、研究业务中“借”出了一个小时。他要为小读者开设一场良渚知识科普讲座。
    现场有孩子问:“良渚有那么多玉,五千年前小朋友的玩具也是玉吗?”
    刘斌似乎没有料到,象征王权的玉竟会是孩子眼里的玩具。他一愣,手一拍脑袋,哈哈一笑:“良渚人的玉是很尊贵的,不能玩。但是我们挖出了许多木头陀螺。”
    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和电视新闻里严肃的考古专家形象有所不同的刘斌。
    刘斌在考古现场。
    约束 自由
    人选择了一种职业,往往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刘斌和同事王宁远西装革履。但在懂的人眼中,他们始终是那副栉风沐雨的样子。
    田野考古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几次见到刘斌,他的衣服总是耐脏的灰、黑、咖色,和野外环境打成一片。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考古人的工作常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住哪儿,他们就住哪儿。
    去年,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新的办公楼落成,设计精心、装修完整、空间充裕。2009年到2018年,良渚考古队固定工作站在八角亭。那儿原是果农的住房,砖墙瓦顶,年代久远。生活和工作设施都不甚完善。地理位置倒是很优越,出门就是良渚宫殿区遗址。再早些年,他们没有固定居所,跟着发掘地点流转在数个农民家的柴火房或杂物房间。
    好好坏坏的条件,自1985年从吉林大学毕业来省考古所工作,刘斌都经历过:
    “以前的房子不够密封,门窗以及屋顶都四处漏风。初春的江南十分寒冷,早晨脸盆里的水面上常常会结出细小的冰碴。睡到半夜竟然能冻得耳朵疼,所以只得把头蒙进被窝。”
    “每天关灯后不久就会有老鼠在被子上爬来爬去,习惯了也不在意它了。有一天被老鼠吵醒了,一睁眼它竟在头边上蹲着,真是吓人。于是我想还是蒙着头睡比较安全,要不然万一老鼠饿极了,说不定会咬人的耳朵。”
    ……
    过着过着,他倒还自得其乐了起来。有时,新的发现还会蓦地勾起作诗雅兴。“五千年并不遥远,穿过那间宋代酒肆的残垣断壁,从汉代人的墓地经过,我们便可望见五千年前的篝火……” 2016年的冬天,在良渚古城姜家山贵族墓地遗迹边,刘斌看见到处是宋人丢弃的酒瓶。
    ……
    总是有人问他“考古辛不辛苦”。他觉得“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是啊!个中苦乐,不问也一目了然。
    刘斌的家离八角亭很近,却一年有300多天不着家。全省每年共有20多个考古项目。省考古所60多个在编人员里,专业从事考古的不过40多个。因此,几乎所有考古人一年300多天,都在各地出差。
    过年期间,刘斌接来家人,和外地的考古技工们一起,把年夜饭都办在了八角亭。“其实有谁会不想回家。可人在舒适的环境里,容易滋生惰性。家里一台电视就能把我‘圈’在沙发上!”
    只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考古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
    在女儿,以及身为同行的爱人的理解支持下,刘斌自愿将自己约束。因为时间若自由,人便不能自由。
    有时,“对手”是不知情的锄头。1988年,海宁星火村余木桥组良渚遗址上,当地农民先发现了玉器。他们不识得古玉。“据农民们说,曾挖出过六七件玉璧,当时还以为是砂轮,觉得这砂轮怎么会那么光滑,所以就砸碎了看看,然后扔到池塘里去了。其中有一件大的玉璧品相好,挖到的人觉得好看,才留了下来。”
    有时,盗墓分子的铲子会铲在前面。一年初夏,瑶山大墓因有人偷盗而需加速发掘。当时,许多玉器还来不及从中取出,刘斌便和同事们借来门板,横铺在墓坑中间,和衣而睡守着。像这样睡在墓上的夜晚,34年来,刘斌经历了无数次。
    当然还有别的。“目前国内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抢救性发掘。”刘斌说,考古人最看不得文化遗产被破坏,“感觉破坏了就好像是自己的责任。”
    光阴总归要逝去。而相对论说,时间也会变慢。
    刘斌在一篇回忆中写道:“岁月匆匆,虽然自己还并未觉得老,但在年轻人眼里,显然是老前辈了。”
    考古是一场穿梭时空的旅行。这个60后觉得,自己的“青春”也似乎得到了延长。
    刘斌(前)与王宁远在考古现场。
    名利 责任
    西方的哲人说:“一个聪明人最难摆脱的便是名利欲”;东方的聪明人却说“大智若愚”。
    “刘斌所长是迄今为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手气’最好的人,没有之一。”共事十多年,王宁远在微信朋友圈中这样打趣老友。
    确实如此。单单良渚遗址,刘斌就参与或主持了反山、瑶山、汇关山、良渚古城、外郭美人地、高坝区水坝等几乎所有重要结构性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考古中国”跨省课题“长江下游文明模式研究”总负责人等头衔,也佐证着他的能力。
    “一个良渚,就够你功成名就啦!”
    “与其每天忙碌,不如多写几篇论文发表。”
    ……
    考古所是“清水衙门”,考古人另谋出路并不鲜见。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也向刘斌抛出镶着高薪的“橄榄枝”。善意的人向他提醒:要会变通,得为将来铺路。
    一如年少时的初心,刘斌还是选择了坚守。“个人的名,怎么也比不上国家的名?”
    名利属于国家,荣誉属于集体。
    一人之力无法建成良渚王国,良渚考古也不在一朝一夕。
    中国近代考古史不到百年。中国考古人却挖出了中国博物馆80%以上的文物。当庆贺如山海涌来,刘斌更加怀念已故恩师——一生心系良渚的张忠培先生。“仿佛才刚刚走出校门,满头银发的老师已离我们而去。先生虽然没有等到这一天,还望今时今日当可告慰。”他说。
    懂得感恩的人,往往顾全大局。
    所长身份下,刘斌总被媒体当作浙江考古“代言人”。每每这时,他总是再三强调:“还有进行汇观山遗址抢救性发掘的领队王明达先生;主持了良渚古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调查与发掘工作的王宁远;主持了莫角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赵晔;线绘了几乎所有良渚玉器的方向明……多关注我们考古团队,这是集体的功劳。”
    近年来,越来越多80、90后的加入,为40岁的省考古所注入了新鲜血液。
    一定是打从心底觉得骄傲,刘斌才会许多次地“炫耀”:“考古圈子不大。不怕你出去打听,浙江考古氛围可是全国有名!虽然现在编制有限,但好多优秀的年轻人都赶着来呢!”
    考古所俨然成了一个“连络有亲,一荣皆荣”的大家庭。7月10日,刘斌和王宁远从巴库载誉归来时,年轻人们主动提议,统一着装,拉着横幅,包车去上海接机。而刘斌刚到国外没几天,就开始想着年轻人嘴馋,得多买零食回去。
    “谁要是不团结,我可是要拍桌子的!”他佯装嗔怒。
    一路从前辈们的“跟班”做到了所长,走上仕途的刘斌心如明镜: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身为考古人,良渚是刘斌的主要研究课题:“申遗成功,只是对以往良渚考古成果的肯定和阶段性总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身为所长,刘斌的目之所及又不仅是良渚。在他任职期间,安吉龙山古城遗址、湖州毘山遗址、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等主动性考古项目持续推进。其中,安吉龙山古城遗址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大遗址,进入了国家最高等级的遗址序列。
    近年,浙江考古软硬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张“浙江大历史”的版图已然在刘斌心中勾勒出来:发挥资源长处,成立史前考古、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水下考古、科技考古五大研究室,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监测工作;补足考古短板,完善团队,也为他们多争取好的条件;加强基地建设,让硬件设施不落在工作进度后面……在明年将建成的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中,“活起来”的文化遗产将向世人展示浙江一万年来的人类和文化发展史。
    工作计划井井有条地罗列。想来,它们一定曾被刘斌在无数个日夜里反复推敲。
    不同的价值观下,“为什么做”的问题最终将决定“怎么做”。
    不算长的交谈中,语气的变换、故事的细节、抉择的考量……处处都是刘斌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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