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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这一说法在2019年7月6日更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这一天,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至4300年,前后延续达千年之久。中心位置即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的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文化考古,起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进行了八十多年,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新发现,这些“碎片”拼接、组合成一个科学缜密的证据链,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有了实证。 发现良渚的良渚人 作为地名的“良渚”,地处浙江省会杭州西北,距离大约18公里,旧时是一个寻常的江南小镇,现在是隶属于杭州余杭区的良渚街道。 渚,意为水中间的小块陆地;良渚,字面意思即为美丽的小洲。相传古时这里多“渚”,后垦为良田。良渚坐落于江南水乡,此说自有渊源。 作为考古学定义的“良渚”,其得名则要归功于一个地地道道的良渚人——施昕更。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施昕更作为“发现者”几乎会出现在每篇相关报道中。对他的介绍,多集中于这样的信息:良渚人,24岁,初中学历。 考古成果的最初发现,多源于意外。施昕更身上的这些标签,难免让人把他对良渚的发现与“意外”“幸运”相关联。对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事实上,施昕更对良渚进行的考古是有准备、有计划的科学考古。相对于“良渚发现者”这样的光环,“良渚考古第一人”可能更准确一些。 现代意义的考古学,是20世纪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一门学科。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同年10月派董作宾到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调查和试掘。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安阳小屯村,即著名的殷墟所在。殷墟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将中华文明史的实证上溯到三千多年前。这也长期被西方认定为中华文明的开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上下五千年”,却因为缺乏考古学实证而不被西方承认。 非但西方,在中国考古学创立之前,甚至有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史持有更激烈的怀疑态度。最著名的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 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通俗地说,越是年代久远的人物,出现得越晚。周人只谈尧舜禹,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黄帝、神农,汉代才出现盘古……也就是说,被历代中国人尊崇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很可能只是后人一点一点编出来的神话故事。 从这样的逻辑延伸开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剩下一半,实在太过惊世骇俗,许多知识分子都无法接受。 当时众多历史学者提出,要建立科学的上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即便顾颉刚本人,也期待能从考古发现中找到历史的真相。他在《夏史三论》中写道:“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夏代都邑”在二里头找到了。而更早的五千年文明史,则在良渚找到了“真实的证据”。这都是后话了。 到上世纪30年代,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先后发现了常州淹城、湖州钱山漾、金山戚家墩等一大批遗址,引起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一批江南学人筹建了吴越史地研究会,以统筹长三角地区的考古活动。 蔡元培是吴越史地研究会主席,他撰文说:“斯会宗旨,实源自古荡、钱山漾、绍兴、金山等处先后发现古人石器、陶器后,颇足供历史上参考价值,证明江浙两省在五六千年以前已有极高文化。”以当时的考古条件、技术水平,不能不说,蔡元培做出了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准确判断。 文中所说的“古荡”,位于杭州城西,是吴越史地研究会与西湖博物馆共同试掘的一处遗址。西湖博物馆不但承担了经费,还派员参与试掘,其中就包括施昕更。 施昕更时年24岁,是西湖博物馆矿产组的绘图员。他参与古荡遗址发掘的任务本来是绘图和记录土层。而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石器,在施昕更看来是那么“眼熟”:“试掘不过短短一天的工夫,而我当时见到已搜集的实物,似乎很熟悉,在我故乡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第二天,我就急急地回到故乡去搜集……” 施昕更坦诚地说,这“实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的确,只有他这样土生土长的良渚人,才会把古荡出土的石器与故乡司空见惯的“石铲”、“石斧”联系起来。这也是良渚的幸运。事后证明,古荡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系统,是施昕更这个良渚人,把良渚考古引向了“正根”。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施昕更对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时值寒冬,施昕更手中的经费和人手都少得可怜,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更有一些村民看到考古挖掘,认定他们是在“挖宝”,说施昕更是“借此自肥”。于是,有人加以阻拦,亦有人趁夜私掘。施昕更左支右绌,考古挖掘只能草草收场。 尽管如此,施昕更还是获得了大量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物。 此后半年,施昕更集中精力将出土文物进行整理研究,写成考古报告《良渚》。关于这个命名,施昕更在报告中写明:“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所以决定采用这二字,有名实兼收之妙。” 遗憾的是,正当《良渚》付梓之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华。不久杭州沦陷,《良渚》印刷被迫中断,直到1938年才告出版。国难当头,施昕更投笔从戎,在浙江省瑞安县任抗日自卫会秘书。惜乎天不假年,1939年,施昕更身染恶疾,于5月22日谢世,年仅28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