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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定义的“文化” 几乎就在施昕更在良渚进行科学考古的同时,另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何天行也多次到良渚一带考察,收集到不少石器、陶器。 何天行在良渚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黑色陶盘。在与甲骨文、金文对照分析后,何天行认为其中十个符号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同形字,因而进一步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就这样,他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符号的第一人。 黑陶也是施昕更在良渚考古的收获之一。在发掘报告《良渚》中,施昕更对所出石器、黑陶做了归纳整理。他认为发现的黑陶及粗制琢磨石器“约在唐虞之世至夏代”(新石器时代),玉器及精致琢磨石器、小部分晚期黑陶则“约在夏商之世至周汉间”(石器时代末期)。 此前不久,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确认了著名的龙山文化,最显著的代表正是黑陶。很自然地,施昕更和当时众多的考古学者将良渚与龙山文化联系起来。施昕更在《良渚》报告里提出,“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 这实在是个受制考古和历史研究水平而生的误会。龙山文化距今约四千年,良渚文化实际上比它要早了一千年。但是这也难怪,城子崖考古在当时影响极大,震动学界。光是考古报告《城子崖》的作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都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山大师。《城子崖》一书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迹之第一次”。施昕更写《良渚》时,也是将《城子崖》作为模板和范本。通过黑陶联系起良渚和龙山,看上去顺理成章。 饶是如此,施昕更在《良渚》中对黑陶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判定,以及“浙江远古文化程度,因黑陶及石器的发现,确可与中原并驾齐驱……现在可以将它重新估价”的观点,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之语。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中原文化正统”奉行不悖,形成了“黄河流域中心论”固有成见,对江南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太伯奔吴”的程度。 《史记》记载,殷商末期,周太王之子太伯与其弟仲雍为避继位之争,逃到了荆蛮之地,是有吴国。由此,中国知识界历来认为吴越历史源于中原,此前只是“化外之地”,怎么可能在夏代之前就“与中原并驾齐驱”? 非但历史学者,地质学家的质疑更激烈。吴越史地研究会会员、地质学家刘之远就撰文称,杭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还是海滨,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他还进一步推论:“浙江出土的石器,只可认作殉葬物,绝对不能作浙江古远文化的证据。或作为石器之末期,为金石并用石器,尚可能解。若定作浙江古远文化,以此为新石器时代之石器,恐怕九泉下的人们还要在那里发笑吧。”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发现了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良渚及其周边亦有老和山遗址(即吴越史地研究会考察过的古荡遗址)、长坟遗址、钱山漾遗址、邱城遗址等。通过这些遗址的考古,人们发现,这些史前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着明显区别的土著性和独特性。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就明确指出:“浙江的黑陶容易干后褪色,没有龙山文化的那种标准的蛋壳黑陶……”基于这种认识,1959年12月,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刘斌告诉记者:“在考古学中,‘文化’是可以观察的现象。考古学家们常常会发现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出现在一定区域内的墓葬或遗址中,与其他区域出土的器物迥然有别。这时,考古学就可以把这些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物质遗存,定义为‘某某文化’。” “‘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定名,是把良渚作为太湖流域的一种土著文化,从龙山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这是认识良渚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良渚文化被单独列为一种考古学文化,但对它的年代判断并没有马上脱离传统史观,仍视为“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不会比龙山文化更早。1960年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等,具有典型良渚文化特征,但年代被定在了“春秋之际”。当时中国考古学界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夏鼐,也只推断“良渚文化年代也相当于殷周”。 假若没有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应用,良渚文化大概就会作为春秋末期吴、越崛起前的江南土著文化被写入考古报告。好在放射性碳素断代(碳14)测定年代的新方法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我国考古领域。 1972年至1977年,良渚文化遗址的四处地点七个标本经过碳14年代测定数据公布,将良渚文化的年代标定在五千年前。根据这些数据,夏鼐修正了自己的判断,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他着重提及良渚文化,写道:“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长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年—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要较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