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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官修《明史》历经90余年，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及张廷玉主持修纂的殿本《明史》，是不同撰修阶段最为重要的明史书。对于万历朝鲜之役人物传记的历史书写，万斯同颇为重视，王鸿绪不够重视，张廷玉则加以否定和抹杀。在张廷玉的《明史》中，《神宗本纪》奠定否定朝鲜之役的基调；东征朝鲜明将领的入传，或因家族，或因播州之役，或因辽东事变，几乎无人是因朝鲜之役入传的；《朝鲜传》对于相关人物与战役，采取否定、贬低的负面评价。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史源影响，《明神宗实录》的编者因为杨镐要为萨尔浒之败负责，实录中也就依从丁应泰的说法，否定杨镐及明军在朝鲜的战绩；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东征朝鲜的将士后来在辽东成为后金的对手，为了塑造清朝的正统性，必须对他们采取否定态度。这是决定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两个主要原因。 关 键 词：《明史》/《明史稿》/张廷玉/万历朝鲜之役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之交流与比较”(13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官修《明史》，在二十四史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号称除“前四史”外最为精善的一部官修正史。①《明史》和其他官修正史一样，也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对明史书写什么、如何书写、受到何种因素影响，都值得认真研究。自张廷玉殿本《明史》刊行以来，一直受到关注。②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王崇武曾作《读〈明史·朝鲜传〉》，以《李朝实录》补订其误。③李光涛指出清官修《明史》“潦乱无据者有之，凑合成篇者亦有之，总而言之，有甚多史事正如朝鲜所云‘不据事直书’而已”，④因此他用朝鲜史料，辨正《明史》与日本史书的错误。⑤徐泓认为：“明朝与朝鲜之关系，载在《明史·朝鲜传》中，《明史》以《明实录》为主要依据，然明人纪外国史事本已隔膜，且有缘情增饰之处，清人修史复有删汰，故除无心之误外，实经两重曲笔。”⑥所言甚是。 近年来，陈尚胜撰有专文论及抗倭援朝关键人物入传问题，有开创之功，但较为简单。⑦本文拟对此问题继续考察，先从殿本《明史》本纪入手，考察其对这场战争的基本定位，接着分析从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到张廷玉殿本《明史》对相关人物入传的处理、《朝鲜传》对战事叙述的分析，动态地呈现其书写的变化，最后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希望既对万历朝鲜之役，亦对清官修《明史》有进一步认识。⑧ 一、《明史·神宗本纪》奠定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基调 《明史》纂修，自顺治二年(1645)开馆修史，至乾隆四年(1739)书成刊印，历时95年之久。曾四度开馆，总裁屡易，康熙年间，就已十数人。李晋华将《明史》纂修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顺治二年至康熙十七年，共三十四年。第二期自康熙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共四十四年。第三期自雍正元年至十三年，共十三年。”⑨纂修《明史》的三个时期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三期，先后修成万稿、王稿和殿本《明史》等，三者关系十分密切，只是史家个人的成分越来越弱，官方意志越来越强。 康熙十八年(1679)，万斯同准备北上参修《明史》，拜别其师黄宗羲。黄宗羲赠诗一首，特别提到“是非难下神宗后，底本谁搜烈庙终”，⑩意为明神宗以后的史实，是非难断；崇祯朝又无实录参考，是为修史之难。朝鲜之役正是万历年间一件大事，如何书写，怎样评断，也是重要问题之一。康熙二十三年，徐元文任《明史》总裁，私自聘请万斯同，馆于其家，与修《明史》。后来徐乾学、张玉书、王鸿绪等任总裁，皆先后礼聘万斯同为其修史，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万斯同辞世。(11)万斯同所成之稿，残卷甚多，全帙416卷《明史稿》，今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之中。 康熙十九年，王鸿绪被任命为明史馆纂修官，二十一年与汤斌、徐乾学同为总裁，次年升内阁大学士。二十五年，丁母忧回籍。三十三年，复命为明史馆总裁。四十一年，《明史》列传脱稿。四十八年，王鸿绪被解职归乡，他私自带走史稿，历时五年修订。五十二年《明史列传稿》成，次年进呈，共208卷。五十四年再次召还，以徐乾学旧稿，补本纪、诸志、表。雍正元年(1723)完稿，最终成310卷《明史稿》。 王稿与万稿的关系，有继承，亦有不同。王鸿绪自言：“史馆原稿立传过多，今删其十之四。”(12)王鸿绪删繁就简，删除许多列传。可见，王稿并非完全出自万稿。况且当时参与编修《明史》诸君，多饱学之士，如汤斌、尤侗、黄虞稷、潘耒、倪灿、吴任臣、朱彝尊等人皆有著述，故“是稿亦不必尽出万氏，惟稿悉经删定，盖不容否认”。(13)汪由敦对王稿大加肯定：“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轻诋之见，非愚则妄。”(14)从万稿到王稿，编者意图颇不一样。万斯同以布衣修史，有着强烈的遗民心态，确保明朝历史能完整真实地留存，是他修史的主要动机。如陈永明所言：“万家为宁波世家望族，族人莫不以家族在明初‘三世四忠’的显赫历史而感到自豪……万氏之所以答允参与清政府纂修《明史》的工作，便是出于心怀明室，抱着明遗民那种要为故国存信史的目的。”(15)王稿虽是在万稿基础上删削而成，但王鸿绪是清朝重臣，尽可能消除万稿中的遗民意识，更趋向于贯彻清朝官方意志。 到张廷玉时，贯彻官方意志，成为编史的首要原则，而他所利用的底本正是王稿。(16)张廷玉《上明史表》曰： 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17) 明确表示其《明史》是在王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殿本《明史》力主呈现官方意志，首先表现在本纪上。诚如刘知幾所言：“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18)《本纪》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即如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定调，首先就是《神宗本纪》。 《神宗本纪》最初记载日本侵朝战争的爆发： (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奔义州求救……秋七月……甲戌，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败绩……八月乙巳，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己酉，诏天下督抚举将材……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19) 朝鲜国王李昖不敌日本侵略军，明朝派总兵祖承训前往救援失败。《神宗本纪》从最初对这场战争中明军作为的叙述，就定下了失败的基调，成为殿本《明史》书写这场战争的基本论调。在面临朝鲜节节败退、明首度援军失利的情形下，明朝方仓促任命宋应昌、李如松为经略与提督，率兵前往朝鲜救援。《明史》接下来写道：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壬午，李如松进攻王京，遇倭于碧蹄馆，败绩。二月甲寅，敕劳东征将士。夏四月癸卯，倭弃王京遁……(六月)癸卯，倭使小西飞请款。秋七月癸丑，召援朝鲜诸边镇兵还……十二月丙辰，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召宋应昌、李如松还。 这是殿本《明史·神宗本纪》中关于战争前半段的记述，用了200字描述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东亚战争，其中“败绩”一词，竟然出现了两次；而对于李如松之平壤大捷，只是用“克之”，轻描淡写地予以陈述。《神宗本纪》是关于这场战争记述最重要的一个版本，以一种明显的倾向来书写这场战争，反映了《明史》编撰者对这场战争的否定态度。 随后，叙述封贡和谈事件： (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卯，诏倭使入朝……二十三年春正月癸卯，遣都督佥事李宗城、指挥杨方亨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二十四年)夏四月己亥，李宗城自倭营奔还王京。五月……庚午，复议封倭，命都督佥事杨方亨、游击沈惟敬往……九月乙未，杨方亨至日本，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 以百余字叙述封贡之役的经过，战争的下半场则曰： 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八月丁丑，倭破朝鲜闲山，遂薄南原，副总兵杨元弃城走，倭逼王京……九月壬辰，逮前兵部尚书石星下狱，论死……二十六年春正月，官军攻倭于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六月丁巳，杨镐罢……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冬十月乙卯，总兵官刘、麻贵分道击倭，败之。董一元攻倭新寨，败绩。十一月戊戌，倭弃蔚山遁，官军分道进击。十二月，总兵官陈璘破倭于乙山，朝鲜平……二十七年…夏四月甲戌，御午门，受倭俘……闰月丙戌，以倭平，诏天下，除东征加派田赋……二十八年……(八月)丙子，罢朝鲜戍兵。(20) 仔细分析《明史·神宗本纪》有关这场战争的叙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神宗本纪》涉及这场战争只有七百余字，相当简单。这本无可厚非，因为本纪“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21)但在内容上，只简单勾勒援朝战争的历程，而有关明代官员的任命却非常详细。任命、派遣将领前往朝鲜，或者召回，成为最主要的线索，对朝鲜战事具体细节甚少提及。 第二，对于战事叙述的基调是消极和否定的。短短几百字的叙述中，“败绩”一词，竟然重复三次：祖承训首次援朝、李如松在碧蹄馆遇倭、董一元攻倭新寨；而朝鲜史籍中大书特书的蔚山大捷，这里却叙述为“官军攻倭于蔚山，不克，杨镐、麻贵奔王京”。可以说“失败”是叙述的基调。 第三，对于日军的叙述，反而相当积极，感觉战事完全是由日方控制，明军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神宗本纪》中，对于兵部尚书石星，既未提及他在战事前期的运筹帷幄，也未提及他为封贡之役而费尽心血，反而只记述了他下狱论死；沈惟敬几度入朝，为战事奔走，也丝毫未见提及。 可见，《神宗本纪》编撰者在史实选择与编写上目的明确，但因为要为当朝政治服务，史实选择方面存在相当的片面性，这样也就为全书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埋下了否定的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