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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清官修《明史》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原因 清官修殿本《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神宗本纪》奠定书写的基调；人物传记的编排，几乎完全忽视明代抗倭援朝将领的存在；对于具体的历史演变，在《朝鲜传》中予以铺排，《日本传》加以补充，如此构成整个历史画面。其基调是否定、贬斥与消极的，为何会形成这样的书写基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清官修《明史》，既是为了笼络明朝遗民，更是为了塑造清朝的正统性，这也就决定了《明史》编纂的基本原则，是为现实政治服务。陈永明在《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一书中，讨论顺治至乾隆年间四朝，朝野如何利用对明代历史的书写，“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collective memory)……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确立，并非来自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单方面压制，而是双方在冲突、协商和妥协下的结果。”(54)清初《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正是这样一种妥协的结果。从万稿到王稿，再到殿本《明史》，清晰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最终在殿本《明史》中，修史者完全贯彻清朝官方的认识。 满洲以边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明史》官修，首先需处理这个问题。黄云眉言：“清帝以异族入主中国，满汉之见，横亘胸际，其标榜史事，本以安遗臣之反侧，既入其彀，则深恐予夺进退之间受谤书之实害，而思以钳制之。”(55)陈守实指出：“乾隆四年钦定之《明史》，至少有两种缺陷不可弥缝：(一)明清交涉不得其真相，明末抗清运动悉数被删。(二)学术之论争，因清帝之偏党而任意轩轾。积此两因，所得恶果，即《明史》‘褒贬无凭’、‘事实乖忤’或‘缺略’者过多也。”(56)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就有这样的问题。建州女真正是在万历朝鲜之役期间崛起的，此后逐渐与明朝为敌。对于明朝在朝鲜战场上的战事，尽管与清朝并无直接关系，但随后不久正是在朝鲜战场上的这批明朝士卒，成为辽东战场上后金的对手，故而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朝鲜之役之明军，自然就有一种贬斥心态。《殿本》明史删除石星等五人传记，就是要删除万历朝鲜之役的主要人物的传记，从而将这场战争中明朝的功劳予以抹杀。 其次，萨尔浒之战中杨镐的失败，直接影响了纂修《明神宗实录》史官的判断，决定了对朝鲜之役书写否定的基调。与杨镐有关的岛山之战，《明神宗实录》完全采纳丁应泰诬告的说法，却不理会其他人的辩解，也为清修《明史》所彻底继承。杨镐因为丁应泰诬告，罢职归来。《明神宗实录》说： 是役也，陈寅乘胜登蔚城，援枹鼓之，可灭此朝食，忽鸣金而退，镐不欲寅功在李如梅上也，故功垂成而复败。镐罢后二十年，酋奴难作，复起镐为经略，仍用李如梅(柏)为大帅，而有三路丧师之事。盖镐与李氏兄弟比，以辽事首尾数十年，卒以破坏，故致恨亡辽者，以镐为罪魁云。(57) 这段史料相当重要，是影响殿本《明史》及相关史书对岛山之战叙述的史料源头，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在叙述岛山之战时，却将之与萨尔浒之战联系起来，这在《明实录》的书写中，极为罕见。萨尔浒之战，杨镐确实应对战败负责，罪无可恕。但是在叙述岛山之战时，却急急忙忙地将萨尔浒之战补叙于此，只能说明《明神宗实录》的编撰者，对杨镐恨之入骨。或者说因为后者才影响了他们对于岛山之战的判断。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岛山之战真如《明实录》所言，应由杨镐负责的话，那么为何20年后，还将如此重要的决定明朝命运的萨尔浒之战交给他指挥呢?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和盲目性呢? 随后杨镐起复再用之时，又叙述如下：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乙丑，命杨镐以廵抚原官叙用。镐轻率寡谋，东征时偏听李如梅等，纵酒戏谑。蔚山之役，举垂成之功而败之，为勘科所纠，朝议以倭已荡平，姑原其罪。乃后来谬起为督帅，俾征建酋，逐致三路丧师，几危社稷，良可恨也。(58) 依然将两件事联系起来。尽管叙述娓娓道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当时对于这场战争，既有杨镐、邢玠的奏疏，还有朝鲜国王李昖的辩诬疏文，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完全不同，但是《明神宗实录》的编撰者还是采纳了丁应泰的说法。史实的细节实际上出自陈寅之口，因陈寅曾向丁应泰进言：“岛山之役，遗弃资粮器械无算，天兵死者甚众，以军中带来杂役及买卖人等顶补其缺，干没饷银，不分给，各营军马绝粮累月云。”(59)丁应泰据此上奏，极为片面不公： 丁巳，东征赞画主事丁应泰奏：贪猾丧师，酿乱权奸，结党欺君，盖论辽东廵抚杨镐、总兵麻贵、副将李如梅等蔚山之败，亡失无筭，隐漏不以实闻。而次辅张位、三辅沈一贯与镐密书往来，交结欺弊也。大略论……镐所当罪者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如梅当斩者六，当罪者十。又追论镐之经理朝鲜以赂次辅位而得之，今观位与镐书云云，则人言不诬。 正因为此疏，神宗下谕：“杨镐革任回籍，著邢玠速赴王京，暂兼经理军务，麻贵、李如梅姑著策励供职，候勘明处分。”(60)神宗听从丁应泰之言，无视他人的辩解，将杨镐革职，而《明神宗实录》也只是载录丁应泰一方的说法，不录其他任何疏文。实际上，这是个弥天大谎。战事的主要指挥者本应是杨镐，《明实录》的叙述则变成了邢玠；可是，最后战败的责任不是由邢玠来承担，却又变成了杨镐。很显然，责权不一，本身就显出了矛盾。这样的叙述成为决定明清史书记叙这次战争甚至整个战争的基本论调。 有关萨尔浒之战的史实记述，在《清满洲实录》与《清太祖实录》中都有记载。乾隆皇帝特别注重萨尔浒之战的功绩，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他在看到《清太祖实录》中关于这次战争的记叙时，特撰文《御制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颇多感慨： 予小子披读实录，未尝不起敬起慕起悲，愧未能及其时、以承训抒力于行间马上也。夫我祖如此勤劳所得之天下，子若孙睹此战迹，而不思所以永天命，绵帝图，兢兢业业，治国安民，凛惟休惟恤之诫，存监夏监殷之心，则亦非予子孙而已尔。此予睹萨尔浒之战，所由书事也。此予因实录尊藏，人弗易见，而特书其事，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臣庶，期共勉以无忘祖宗开创之艰难也。(61) 尽管此文写于《明史》成书之后，但清帝的心态应是前后一致的，因此清朝诸臣自然倾向于贬斥杨镐。这种“当下”意识一定会左右清史官对于史实的采择与评判，这是他们选择不利于杨镐书写的现实原因。 再次，清修《明史》，贬低、抹杀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军队之功劳，也是为了打击朝鲜王朝国内强烈的思明情绪。明朝灭亡以后，朝鲜王朝认为明朝有三大恩，明太祖赐李成桂国号“朝鲜”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出兵抗倭的“再造之恩”，以及1637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攻打朝鲜时试图出兵的“拯救之恩”，故而肃宗国王在明朝灭亡60年后的1704年，在宫中后苑建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此举一直为历代朝鲜国王遵行。(62)对于朝鲜崇祀明朝皇帝之事，清廷未必清楚，但是对于朝鲜思明的情感，清朝定是有所感知的。而朝鲜对于清官修《明史》也极其关注，一方面是担心《明史》对于朝鲜宗系、“仁祖反正”等事件的书写问题，另一方面自然是关注清朝如何评价明朝的相关人物与事件。朝鲜经常派燕行使前往打探、交涉，多次派使臣前往清朝“辩诬”，并最终在《明史》正式颁行前，使得清朝将《朝鲜传》先赐给朝鲜。(63)正因为朝鲜如此看重《明史》，《明史》中对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功劳的抹杀，恰恰是对朝鲜所称明朝“再造之恩”的否定，试图借此拉近清与朝鲜的关系。 同时，丰臣秀吉侵朝初期，努尔哈赤曾向辽东都司提出：“本地与朝鲜，界限相连，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兵部移咨朝鲜，朝鲜答曰：“此虏蓄怨小邦，非止一世，悍昧伺隙，积有年纪……假名征倭，禀告兵部，阳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若遂其愿，祸在不测。”(64)加以拒绝。有此过节，也为清朝官修史书对朝鲜持贬斥态度埋下了因由。 最后，史源的影响。清修《明史》，《明实录》是最为重要的史源；而以《明实录》为史源的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对于殿本《明史·朝鲜传》更有直接影响。(65)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上谕大学士曰：“史事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岂可空言文饰乎!”(66)可见康熙帝甚重实录。徐乾学《徐健庵修史条议序》之《修史条议》，进一步谈及对待明人私修明史书籍的原则曰： 前人之成书，其久行于世者，如《吾学编》、《皇明书》、《史概》、《开国功臣录》、《续藏书》、《明良录》、《名山藏》、《泳化类编》等书，但可以参观，未可据为笃论。盖昔人之著作，多书美而不书恶，今兹之笔削，既有褒，而更有讥，体自不同，义当兼载，毋执已成之书，遂为一定之见。(67) 可见，徐氏认为对待明朝原有史书，应是将其作为参考资料，而不能依从其对史事之判断和论定。这样的原则，大体上为以后几位总裁所遵从。“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众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凡作名卿一传，必遍阅记载之书，及同时诸公文集，然后可以知人论世。”这是对于传记之要求，遍阅相关资料，参稽而成一传。“明之战功，大约文武数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骥与蒋贵共事；大藤峡之役，韩雍与赵辅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龙与刘  共事。决机发策，当归于文；冲锋陷阵，必归于武，不得重文轻武，以血战之功，归诸文墨之士，必使数人之传出于一人之手，庶无牴牾，且免重复。”(68)这里所谈几件战事，未提及万历朝鲜之役，可以从侧面反映，在徐乾学等清代史官心目中，这场战争或许就不值一提。其所言之文武并重，在万历朝鲜之役将领的传记撰写中，则完全不同，文臣一律未作传，而武将之所以作传，大多与父辈武功有关。万斯同对史源的处理，亦遵从以《明实录》为基础的原则。万斯同手订五百卷《明史稿》，他对《明实录》极熟，故而考订史实的原则是：“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69)万斯同校订《明史稿》，也是以《明实录》为最基本的材料。可见，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是清官修《明史》的基本原则。以《明实录》为基本的史料，是《明史》撰修的基本前提，为修史者所认同，亦为当今学者所认同。王崇武曰：“考《朝鲜传》所据史料，实以《明实录》为主，以其他史乘订补之。”(70)黄云眉说：“明史采用资料，大部分出于明实录。徐氏修史条议云：‘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诸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71)陈守实说：“明史馆史料，以历朝《实录》为正，稗野为副。”(72)诚如前面所论，因为萨尔浒之战的影响，《明神宗实录》对于朝鲜之役的书写，完全依从丁应泰的说法，抹杀杨镐等明军将领的功绩，进而完全否定明军在朝鲜之役中的战绩。这样的史源，恰好符合清朝的现实需要，两相配合，就形成了贬低、抹杀与否定的书写模式。 诚如王明珂所说，就社会记忆之选择而言，“集体记忆有时只是对单一事件的记忆，有时是许多过去事件与人物之社会记忆被选择、安排，而成为一表达整体意象的集体记忆”，这种表达有其相关的内在情境(Internal Context)和外在情境(External Context)。(73)因为杨镐要为萨尔浒之战明军的失败负责，《明神宗实录》的编者依从同样的思路，遵循丁应泰的说法，抹杀朝鲜战场上杨镐的作为，进而否定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绩。这成为其外在情境。清修《明史》，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源；而在朝鲜战场上的明军后来成为辽东战场上后金的对手，为塑造清朝的正统性，对明辽东将士皆加以否定和贬斥。这与其内在情境密切相关。二者的结合，为清官修《明史》奠定了基本原则，是《明史》以否定的态度书写万历朝鲜之役的根源。“社会记忆乃隐含着利益诉求的群体记忆，而只有在能够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下，史家笔下的叙事才有机会在日常话语实践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夺取到社会话语的支配权。”(74)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正是这一说法的体现。 《明史》作为一部正史，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部“典范历史”，“是透过社会优势群体之权力而产生”，由“社会各群体之间权力争衡而形成”，最终在皇权掌控下定型。(75)从万斯同《明史稿》到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清晰地体现了对万历朝鲜之役书写的变化。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试图将明史完整地予以留存。在他的书中，以石星、宋应昌等五人为一个独立传记，凸显万历朝鲜之役的重要性。王鸿绪《明史稿》则将石星等五人与平定哱拜之乱、播州之役的将领同传，意在说明“万历三大征”的情况。张廷玉《明史》在王鸿绪《明史稿》的基础上，保留平定哱拜之乱、播州之役的将领同传，却彻底删除石星等五人传记，意在抹杀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清晰地体现了在封建皇权钳制下正史的书写模式。 事实上，张廷玉殿本《明史》，在《神宗本纪》中奠定对万历朝鲜之役否定与贬斥的基调。人物传记之中，将主要的人物传记予以删除，其余相关将领的入传，或因家族，或因播州之役，或因辽东战事而入传，没有因为朝鲜之役而入传的，所以在人物传记上，是采取删除、抹杀、否定的策略。在《朝鲜传》中，虽关注朝鲜之役的发展演变，但是对相关人物的评价是负面的，相关战役的叙述是否定的，对整个战争的叙述完全是贬斥与消极的。这种历史书写，与《朝鲜宣祖实录》的叙述截然相反，因为它是清朝官方意识的反映，与真实的历史也是相距甚远的。 可见，客观的历史事实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依据，但王朝正史的编纂受到现实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编纂者片面地选择某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淡化甚至抹杀另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构建一套历史体系，以确立当朝官方对历史的形塑与解说，以便维护皇权，服务当朝。这应该是中国古代王朝为前朝编修正史的普遍现象。 附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精心审阅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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