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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史·朝鲜传》等对于诸战事之书写 《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叙述，最为详尽的是《朝鲜传》；(33)《神宗本纪》许多细节并未涉及；《李如松传》等明朝将领的传记，叙事只围绕着传主展开，与传主关系不密切的比较简略或不加提及。那么，从中是否能够看出书写者的态度呢?或者说书写者对于这场战争的叙述是否有明显的立场呢?下文以张廷玉《明史·朝鲜传》为据，兼及相关人物传记，具体分析其对万历朝鲜之役历史书写的特点及所呈现的历史面貌。 其一，《朝鲜传》有关万历朝鲜之役的书写，大约四千余字。对明朝将士在战争中的表现，评价极低；对明朝将领几乎很少作正面肯定，论其罪责者多，称颂其功绩者少；对朝鲜国王也采取否定态度。 李光涛认为：“我们现在研讨李如松的平壤战役，尤其是关于南兵真正血战的奇功，便当另辟寻求材料的途径，而须尽量利用朝鲜方面的史料，盖因朝鲜的史料，利害切身，见闻真确。”(34)即尽可能将《明史》与《朝鲜宣祖实录》两相对照。即如祖承训援朝之败，《神宗本纪》及《朝鲜传》分别曰：“七月甲戌，副总兵祖承训帅师援朝鲜，与倭战于平壤，败绩。”“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中朝震动。”而《朝鲜宣祖实录》特别记录一段朝鲜国王李昖与大臣尹根寿的对话，论及祖承训之败： 上曰：“今见闻见事件，则云辽兵三千渡江，无一还者。中原亦多虚言矣。”根寿曰：“败归时，天将点兵于控江亭，则马失千匹，人亡三百，而追来者亦多，岂至于如是之多乎?”(35) 所谓“败绩”、“仅以身免”，其实只不过损失三百余人，真乃言过其实。 《朝鲜传》对朝鲜国王李昖评价极低：“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昖又湎酒，弛备。”(36)对朝鲜国王加以贬斥，似乎李昖是位不理政事整日酗酒的昏君。对明朝大臣也是如此。《朝鲜传》记叙当明朝获知朝鲜战事的消息时：“中朝震动，以宋应昌为经略。八月，倭入丰德等郡，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危急之时，“计无所出”，因此不得不用沈惟敬：“议遣人侦探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惟敬者，市中无赖也。”“市中无赖”被委以如此重任，可想见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接着说“星颇惑于惟敬”，因为石星对于朝鲜战场上的消息大多来自沈惟敬，所以对于沈惟敬几乎言听计从。编者贬抑否定的态度，表露无遗。 碧蹄馆之役后，封贡议起。《朝鲜传》曰：“然时倭犹据釜山也，星益一意主款。”石星乃是封贡之议的主谋者，在《神宗本纪》只提了他下狱而死，未提及议和封贡之事。在《朝鲜传》中，所提亦不多，主要讲宋应昌主持议和之事。 对于一些重要事件，采取传文互见之例。即如平壤大捷与碧蹄馆之役，详载于《李如松传》，略提及于《朝鲜传》。《朝鲜传》言：“十二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明年正月，如松督诸将进战，大捷于平壤。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清正亦遁还王京。如松既胜，轻骑趋碧蹄馆，败，退驻开城。事具《如松传》。”对于平壤大捷，这里采取了略书的手法，因为细节在《李如松传》中已详细陈述，故《朝鲜传》中只提一句，认定是“大捷”。对于碧蹄馆之役的叙述，亦从略，而在《李如松传》中对这两件事的书写，基本上也是采取否定态度。 其二，对于整个战争中明军的表现也采取贬抑的评价。败仗叙述得多，胜仗叙述得少；失利讲得多，获胜讲得少。诚如李光涛所言：“考明朝戡定朝鲜倭祸，朝鲜文集记载甚多，吾人研究此期的历史，最好能依据东国朝鲜的史料，因为他利害切身，见闻自确，不似明之庙堂文人隔岸观火，爱憎各异，因而为说悠谬颠倒，很难凭信。即如《明史》所记的平壤大捷，寥寥数百字，远不及东国人士谈起来的有声有色，至今凛凛有生气。”(37)此言甚是。清人修《明史》，因故贬抑，更不得其真相了。 就相关战事来说，以碧蹄馆之役为例，略加说明，或许可见其特征。诚如前面提及《明史·神宗本纪》以“败绩”给予此役基本定位。《李如松传》则对于细节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二十七日再进师。朝鲜人以贼弃王京告，如松信之，将轻骑趋碧蹄馆。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堕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官军丧失甚多。会天久雨，骑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炮不绝，官军乃退驻开城。(38) 这段叙述有几个细节，可以看出书写的倾向。第一，叙述尚未展开，就已定下了基调：“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暗示碧蹄馆之败乃是李如松轻敌所致。第二，战事的起因，乃是因为获知日本人将弃守王京汉城，于是李如松率轻骑前往。没想到在距汉城30里之碧蹄馆，猝遇日重兵而被围。第三，对于战事的描写，从这段史料看，从一开始，李如松部就处于劣势，是一场敌我悬殊的战斗，明军处于绝对的被动与劣势地位，甚至主帅李如松都几乎被俘，全赖指挥李有声舍身保帅，才得以幸免。第四，只言此战“官军丧失甚多”，未提日本人死伤如何，从字面上看，明军大败无疑。不但此战失败，而且影响了整个明军的行军计划，未能前进，只得败退开城，成为明军进攻受挫的关键战役，明军因此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而转换策略，从此进入封贡和谈阶段。《明史》接着说：“初，官军捷平壤，锋锐甚，不复问封贡事。及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是惟敬款议复行。”(39)这与《神宗本纪》定位完全一致，只是叙述更加详细。在《朝鲜传》中，对此役一笔带过：“如松既胜，轻骑趋碧蹄馆，败，退驻开城。事具《如松传》。”(40)《日本传》则曰：“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41)全书彼此呼应，论调一致。 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对比《朝鲜宣祖实录》，则是截然不同的记载：“初，李提督既拔平壤，乘胜长驱……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李如松“乘胜长驱”，气势很盛，率亲兵南下，乃是前往勘察地形。“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査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大受与彦伯，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诸将因此益轻敌”。查大受等初战告捷，但“贼将闻其前锋为大受所破，悉象(众)而来，阵于砺石岘。大受见贼骑势大，退屯碧蹄，贼分布山野，看看渐逼”。前锋受阻被围，战事起于仓促，实乃一场遭遇战。李如松获知前方危急，当即率亲兵前往救援，“时南浙炮兵俱未及到，只有手下精骑千余，提督即麾已到之兵，进阵于野，与贼对阵。先放神机箭，初一交战，贼少却，而已见天兵小，左右散出，冒死突出，直冲中坚”。李如松部人数很少，最重要的南兵炮兵未到，甚至“天兵全无器械甲胄，徒手搏战”，但是“提督与手下骁将数十人，亲自驰射”，虽然作战英勇，但日军人数太多，李如松部渐不能支，“贼三千余人，直逼提督，提督且射且退。贼遂乘锐，乱斫天兵，死者数百”。可见，对于李如松来说，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遭遇战，人数上日军占绝对优势，明军最精锐的炮兵未能参战，敌众我寡，但最终结果死伤相当。朝鲜陪臣李德馨说：“与贼死伤相当，几至五六百矣。”(42)南兵将领钱世祯也说：“是日两军互有损伤，亦得首一百六十有奇。”(43)作为政坛敌手，钱世祯的说法值得信赖。王崇武即曰：“世祯本南将，为如松反对党，此役南军虽间有快意之谈，而《实纪》态度忠厚，尚无宣传战败之语，亦一有力反证。”(44)因此，相较于《明史》“败绩”之说法，《朝鲜宣祖实录》的叙述与当时明军的记录相符，更为客观，更为可信。 其三，在战事叙述中，《朝鲜传》不乏史实错误，甚至故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时间上的错误，即如日军侵朝发生在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不是“夏五月”。只有一个月之差，尚情有可原；但对于战事主要将领都弄错了，就不能视作无意的错误，而是一种有意的曲笔。以杨镐为例，略加说明。稷山大捷，《朝鲜传》曰： 麻贵请于玠，欲弃王京退守鸭绿江。海防使萧应宫以为不可，自平壤兼程趋王京止之……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参军李应试问计，应试请问庙廷主画云何……九月，倭至汉江，杨镐遣张贞明持惟敬手书往，责其动兵，有乖静候处分之实。行长、正成亦尤清正轻举，乃退屯井邑。麻贵遂报青山、稷山大捷。萧应宫揭言：“倭以惟敬手书而退，青山、稷山并未接战，何得言功?”玠、镐怒，遂劾应宫恇怯，不亲解惟敬，并逮。(45) 如果对照《朝鲜宣祖实录》，会发现稷山大捷是杨镐指挥的，而不是邢玠。李光涛言：“杨镐稷山大捷，参《明史》，是无记录的。所喜东国史籍一直都是大书特书的，可谓是深入人心的。”(46)丁酉(1597)九月初，日军三路进攻汉城，汉城危在旦夕。杨镐接报，由平壤紧急驰援。九月初三日，抵达汉城。当时汉城面临日军四面进攻，人心惶惶，宣祖甚至将后宫都撤出汉城，做好了弃城的打算。杨镐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朝鲜宣祖实录》曰： 先是，贼自陷南原，乘胜长驱，进逼京畿。经理杨镐在平壤闻之，驰入京城，招提督(麻贵)责不战之状，与提督定计，密选骑士之精勇者……迎击于稷山，诸军及我人皆莫知也。解生等伏兵于稷山之素沙坪，乘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贼披靡而走，死者甚多。(47) 杨镐取得了稷山大捷的胜利，汉城之围遂解。十月二十日，宣祖接见杨镐，曰：“顷者贼逼畿辅，都城几不守，人民散亡，无以为计，不得已奉宗社迁于外，姑避寇虐矣。今则天兵大至，凶锋少退，故奉还宗社，再安京城。此莫非皇灵之远畅，又实由大人威德之致，不胜感激皇恩，仰拜大人之赐也。”(48)对杨镐保卫汉城之功，感激不尽。正因为杨镐解汉城之围，朝鲜君臣世代皆曰杨镐有“再造”之恩。可见，稷山大捷乃杨镐的功劳，与邢玠无关。《明史·朝鲜传》不仅将战争的主将更换，且极力否认稷山大捷，其差错何以道里计! 随后凡跟杨镐相关战事，《朝鲜传》皆采取否定态度。记述蔚山之战则曰： 时倭屯蔚山，城依山险，中一江通釜寨，其陆路由彦阳通釜山。贵欲专攻蔚山，恐釜倭由彦阳来援，乃多张疑兵，又遣将遏其水路，遂进逼倭垒。游击摆寨以轻骑诱倭入伏，斩级四百余，获其勇将，乘胜拔两栅。倭焚死者无算，遂奔岛山，连筑三寨。翌日，游击茅国器统浙兵先登，连破之，斩获甚多，倭坚壁不出。岛山视蔚山高，石城坚甚，我师仰攻多损伤……镐……分兵围十日夜，倭饥甚，伪约降缓攻。俄行长援兵大至，将绕出军后。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皆溃。遂撤兵还王京，士卒物故者二万。(49) 对照《朝鲜王朝实录》，对于这次战争的叙述亦有天壤之别：“杨经理(镐)、麻提督(贵)进攻蔚山贼营，不利引还。”基本判断是“不利引还”，并未言是败仗。接着细述：“时，贼将清正筑城于蔚山，为久留之计。经理、提督潜师掩击之，贼披靡不能支，奔入内城。天兵夺贼外栅，贪虏获之利，不即进军，贼遂闭门固守，攻之不克。”当时，蔚山日军有四营，分内外城，内城有一小山，是为岛山。外城已被攻破，内城易守难攻，“天忽大雨，雨后甚寒，士卒皆瘅瘃，马多冻死。两南诸屯之贼，由水陆来援，经理恐为所乘，遽旋师，使麻贵与都元帅权慄留镇庆州”。(50)杨镐指挥明军久攻不下，连日风雨，进军困难。不意日军水陆两路援军前来，杨镐只得撤退。蔚山之战，功亏一篑，但绝非败仗。 《朝鲜传》所谓“镐不及下令，策马西奔，诸军皆溃。遂撤兵还王京，士卒物故者二万”，乃出自丁应泰之奏疏。丁应泰弹劾杨镐，纯属党同伐异，颠倒黑白，肆意罗织罪名，最终杨镐被罢职撤回。(51)《朝鲜传》对于朝鲜国王为杨镐辩护，记叙说：“当应泰之劾镐也，昖请回乾断，崇励镇抚，以毕征讨。上不许。又应泰曾以筑城之议为镐罪案，谓坚城得志，启朝鲜异日之患，于是昖奏辨。”前面叙述稷山大捷、岛山之战时，并未提及丁应泰之弹劾，而在此处则提及；丁应泰又进而弹劾朝鲜国王李昖。可见，《朝鲜传》完全依从丁应泰之说法。 对于整个战争的结束，《朝鲜传》云：“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52)认为明朝与朝鲜皆并未取胜，战事结束纯粹因为丰臣秀吉之死。一场打了七年的战争，明与朝鲜白白地耗了七年，并未取得最终胜利。李光涛以为：“此说当系于明人之浮议……《明史》之纂修，当康乾之世，其时明之遗民虽在恢复绝望之后，但其初所希冀之海外援师，即在日本，此时自不暇亦不愿为之辨正。”(53)李光涛将《明史·朝鲜传》说成是继承了明末人的议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明末对于这场战争有过许多的议论，为何只采纳这种说法，却不采纳其他呢?关键还是与清初修《明史》的意图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