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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明代将领传记之书写 纪传体中，“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22)即传要服从本纪制定的原则，故何人入传、为何入传，都有很多考虑。清修《明史》，有重要的政治意图和现实意义。从万稿到殿本《明史》的定稿，官方意志越来越强，现实需求也越来越明显，最终受制于官方权威与文化霸权。近人黄云眉言：“《明史》列传先后分合之安排，读者多称其颇费斟酌，是也。然大体承《明史稿》，而亦往往有《明史》加工之处。《明史稿》出万斯同手，王鸿绪予以窜改，攘为一己之笔削，《啸亭杂录》及陶澍、魏源等皆攻击之，亦是也。”(23)列传多出自王稿，那么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相关将领的传记是否亦如此呢?一般认为：“《明史》的列传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历来论其优点在于：排次得当、附传得宜、立传多存大体、考定审慎、附载原文；尤其是专传的编排次序十分清楚，大体上按帝王世系、职官、重要事迹来排列，征引史料亦为充实。”(24)如果分析万历朝鲜之役的人物传记，我们是否还能认同这样的评断呢? 比较万稿、王稿、殿本《明史》，可以清晰地呈现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传记书写方面发生的变化。先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与万历朝鲜之役相关的传记，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明朝兵部尚书石星为首，兼及入朝的文臣将领，主要担当经略朝鲜军务的宋应昌、顾养谦、孙矿和邢玠四人；第二类是在朝鲜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武将，以提督李如松及其诸兄弟、麻贵、陈璘、董一元等为代表；第三类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朝鲜传》、《日本传》。从万稿到殿本《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传记的编排，清晰地呈现出演变的趋势，从中可见清官修明史对于这场战役认识的演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主要的变化是第一类人员的传记。在万稿中，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兼及宋应昌、顾养谦、孙矿、邢玠为同一传，清晰地呈现了明朝东征朝鲜的历程，显示了万斯同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相当重视。石星是最先主张积极援朝的兵部尚书，随后四人都是以文臣而经略朝鲜军务者，职务乃前后相续。传末“论”曰： 昔汉以屯边太守入为九卿，唐边镇节度使得擢宰相，是盖皆有深意存焉。石星以一书生，谬掌九伐，遂至酿朝鲜之祸。乃又阴诫阃臣，曲徇和议。一时夫筑舍，奸人鼓簧，辱国丧师，直自取之耳。世徒以星清直获罪，为之扼腕，取末节而忘大计，抑何不达也!唐家再失河朔，论者归咎于萧俛、崔植之寡谋，岂不有异乎后之立说者耶!(25) 《论》所言，并非完全讨论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而专注于对石星的评价。石星正是因为封贡之役失败，最终被下狱而死。其他四人尽管还有其他事迹，经略朝鲜则是他们仕途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们前后相续，清晰呈现了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进程。 前已述及，王鸿绪认为明史馆列传稿立传太多：“传多则事必重见，重见则文不警策，而观者自倦矣。今若合纪、志参订，将列传可削者削之，可并者并之，庶不致若《宋史》之烦而难阅，复益之以《明史》也。”(26)他对于明史馆之列传稿的原则就是“瘦身”，尽可能合并、删削。他将专传变为石星与魏学曾、李化龙同传，宋应昌、顾养谦、孙矿、邢玠四人传记，附在石星传后。魏学曾传后附叶梦熊、梅国祯传，李化龙传后附江铎传。魏学曾为平定哱拜之乱的明军主将，李化龙为平定播州之役的明军主帅，石星为朝鲜之役之主事者，这里暗示着“万历三大征”主要将领之传记。由万稿之专传，变为王稿一卷的三分之一，地位明显下降。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尽管题目将宋应昌等四人作为附传，但对于四人生平事迹叙述极为简略，除邢玠事迹稍详外，其余三人皆只数言而已，本传无论赞。本传中，万历朝鲜之役至少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得以留存，表明王鸿绪对此还较为重视。 殿本《明史》将与石星等同传的魏学曾与李化龙的传记继续保留，且依然为同一卷，为列传卷116，总卷228。末附“赞”曰： 哱拜一降人耳，虽假以爵秩，而凭藉未厚。仓猝发难，据镇城，联外寇，边鄙为之骚然，武备之弛有由来矣。杨应龙恶稔贯盈，自速殄灭。然盘踞积久，地形险恶，非师武臣力，奏绩岂易言哉!李化龙之功可与韩雍、项忠相埒，较宁夏之役，难易悬殊矣。(27) 强调哱拜之乱与播州之役的平定，但将石星传及附录之宋应昌四人的传记全部删除，将王鸿绪试图说明“万历三大征”的意图予以消除，其抹杀万历朝鲜之役中明军战功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以李如松兄弟为代表的武将传记，大多因为武将家族而入传。从万稿开始，就有这样的特点，到殿本《明史》这种特点进一步得以强化。在万稿与王稿中，李成梁及其五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六人为专传，确切地说，是李成梁独传、五子为附传。万稿末附“论”曰：“成梁久镇辽左，屡著战功，遂致位通侯，盛名震世。一时中朝倚任，殆屹然长城矣!无何，宠极生骄，势成跋扈……明代边务之坏，李氏实不能辞其咎也。然终成梁之世，东鄙晏如。虽诋谤丛生，嫌疑叠见，终以旧恩主眷，名节无损，余荫且及于后裔，亦不愧古之名将云。”(28)主要论述李成梁家族对于明朝后期政局、边防之影响，一方面批评因其骄横而带来一系列恶果，另一方面仍肯定其家族的贡献。所以李如松等入传，完全是因为家族的影响，与万历朝鲜之役的关系不大。王稿依然保持李成梁独传，其五子为附传，但是没有附“论”，可以说基本沿袭了万斯同的编纂意图。 殿本《明史》，则有所改变。以李成梁和麻贵为主要传主，李如松等五兄弟附李成梁传后，麻贵兄麻锦附麻贵传后。在万斯同与王鸿绪的《明史稿》中，麻贵是与董一元、张臣、杜桐等著名边将同传。丁酉再乱时，作为明朝总兵的董一元也被编入此传。万稿《麻贵传》附“论”曰：“隆、万间，所称边城世将，自宁远而外，即推麻氏矣。其余诸人亦并具有敌忾之略，故阃以外，往往赖之。”(29)是与诸边将同传的。殿本《明史》将李成梁家族与麻贵家族同传，则有不同的考虑。诚如其“赞”曰：“自俺答款宣、大，蓟门设守固，而辽独被兵。成梁遂擅战功，至剖符受封，震耀一时，倘亦有天幸欤?麻贵宣力东西，勋阀可称。两家子弟多历要镇，是以时论以李、麻并列。”(30)可见是以武将家族为传，与万历朝鲜之役也无关系。 第三，以上两类以外，刘  、陈璘、邓子龙和杨镐四人较为特殊，其入传的原因也是值得探究的。杨镐之外，其他三人在三部书中皆在同一传中，可见万斯同奠定其入传原则后，王鸿绪、张廷玉未作变动。万稿中，与他们三人同传的还有李应祥、马孔英、吴广、童元镇；王稿依然是这几人，只不过将童元镇作为李应祥的附传、吴广作为陈璘的附传；殿本《明史》这几人依然同传，只是将乔一琦作为刘 的附传。因此，从主体内容上看，本卷从万斯同到张廷玉，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维持了最初的编纂原则。李应祥、马孔英、童元镇都是播州之役的明军总兵，因此这个传就是以朝鲜之役与播州之役的将领为主，刘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也参与播州平叛。万稿末附“论”曰：“诸臣委身戮力，仅而得当，及事定功成，书生则持文墨以议其后，微独叙赉罕行，抑且谴诃横及，于是劳臣丧气，壮士灰心，又何怪乎!”(31)字里行间，有为诸臣鸣不平之感。殿本《明史》该卷末“赞”曰：“播州之役，诸将用命，合八道师，历时五月，仅乃克之，可谓劳矣。刘 勇略冠诸将，劳最多，其后死事亦最烈。邓子龙始事姚安，名与 埒，垂老致命，庙祀海隅。昔人谓‘武官不惜死’，两人者盖无愧于斯言也夫。”(32)与万稿“论”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播州之役的功劳，而将在朝鲜战场上殉国的邓子龙传列入此处，乃是因为其名与刘 相提并论。不管是万斯同还是张廷玉，将这三位朝鲜战场上的将领入此传中，都不是因为传主在朝鲜之役中的功劳，而是以播州之役为中心加以铺排的。在诸传之中，杨镐入传也是需要说明的问题。如果从杨镐在朝鲜之役中任职来看，他似应入石星传，但他与其他朝鲜之役的将领所入传皆不同。万斯同将他与李维翰、袁应泰、薛国用、熊廷弼、王化贞同传，这些人或是明末辽东经略，或是辽东巡抚，由此奠定杨镐在《明史》传记中的地位。王稿中，亦加以继承，李维翰、周永春附传；袁应泰附薛国用、熊廷弼附王化贞同传。最终在殿本《明史》中，依然是与袁应泰(薛国用附传)、熊廷弼(王化贞附传)、袁崇焕(毛文龙附传)、赵光抃(范志完附传)同传。杨镐是最初的辽东经略，由于他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才造成了明军随后在辽东被动的局面。从万稿的“论”与殿本《明史》的“赞”，更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二者皆只论辽东之事，而无一言涉及朝鲜之役。可见，杨镐的入传是以辽东战事为中心的。 以上再次论证了三部书稿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变化。万稿比较公正地书写了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为石星、宋应昌等重要人物立一专传，以示重视。王稿改之为“万历三大征”之重要将领合传，重要性遽然降低，但朝鲜之役之史实仍在。殿本《明史》则完全删除石星等人物传记，其他武将的传记，或因家族，或因播州之役，或因辽东事件而入传，完全看不到是因为朝鲜之役而入传的。因而可以说，殿本《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将领的历史书写，采取忽视与抹杀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