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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真正衰落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英国仍是大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并且在某些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即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使之建立了一支实力超越英国的海军，它也并无意愿与决心挑战英国。这一点是必须被纳入对当时大国力量均衡的讨论中来的。在此后的几年中，当英国不得不面对几个前所未见、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时，日不落帝国的脆弱性便显现了出来。二战较之一战被证明对英国的国家地位更具破坏性，它彻底暴露了英国的相对衰落这一事实。英国付出甚巨，但除了1940年在困境中独自英勇抗德所带来的声望以及与美苏一道共同为塑造战后世界所作出的贡献，它实际收获不多。最终，美国收获了绝大部分战争果实，其海上力量轻而易举地超越了皇家海军，美国还成功诱导英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角色是引导这个新兴的盎格鲁—撒克逊巨人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毕竟英国人被认为在处理世界事务上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而英语国家民族在推动所谓自由民主扩展，“抵御共产主义”和鼓吹自由贸易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事实上，美国人处理两国关系的态度极具现实主义色彩，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殖民主义、贸易特惠制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与英国的巨大分歧，尤其是关于最后一点，英国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担心加入欧洲一体化会损害他们在华盛顿眼中的价值，因此置身其外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两党领导人一直坚持维护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必要性，因此在失去印度后也长期不愿意放弃帝国思想。他们长期依赖过去积累下来的威望抵消显而易见且日益严重的物质能力不足所带来的缺陷。即使到了那时，将英国与欧洲的未来联系起来也仍在朝野上下引发巨大的争议。实事求是地说，英国较之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有着不小的差异：它的岛国地理位置、它对世界商业和自由贸易的高度依赖（与法国、意大利的保护主义大相径庭），它基于不成文宪法的宪政体系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作为两次大战胜利者的豪情与骄傲。所有这一切都让它在二战后难以接受不能按照自身的愿景塑造欧洲的现实。其结果是引发了朝野上下广泛的不满情绪，政府决策者不得不在夸大英国仍拥有的权势与高估它的衰落间摇摆，追求所谓“超出国家实力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过去的神话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粉碎路易十四称霸梦想的中流砥柱，打垮拿破仑帝国的金融和经济巨人，摧毁威廉德国与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自由捍卫者。但不客气地说，英国是凭借盟友才击败这些对手的，且其中一些盟国如俄国、美国所发挥的作用较之英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表明，人类常常不能正确地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其历史轨迹便难免以今是昨非、循环往复的方式呈现于前。今天在民粹主义支配下正在忙于脱欧的英国亦如是。从20世纪初的“维持（大国地位）现状”到二战后的寻求“发挥超出国力的影响”，再到眼下的“没有理想与抱负”，英国似乎正走向其近代以来前所未见的另一个极端，面临着自我边缘化、本地化与进一步衰落的巨大风险。但从历史上看，英国的未来无法也不能忽视欧洲，它的安全有赖于欧洲的均势和自身积极的对欧政策。因此更具现实主义和更为平衡的做法是：要承认国家伟大的过去及其局限性，要充分意识到超越欧洲的情况下发挥大国作用之不可行，以及英国引以为傲的政治架构和外交技艺已日益平庸的现实。作为一个相对富足、安全和稳定的中等强国，英国必须接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早已一去不返的现实，并通过在诸如欧盟、联合国等多边制度框架中的互动，设法与其他大国保持不同程度、微妙平衡的合作关系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建立某种有序和开放的世界以维护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20世纪留给英国外交的启示也许正如一位著名英国外交政策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不列颠应该向前看而非回头看……应将其对国家生活华而不实的表述和期许调整到与其有限的国家能力和所受到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制约相一致的基础上。”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