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关 键 词：《高丽史》/元东征日本/忽必烈/忠烈王/洪茶丘/金方庆/《叛逆传》/历史书写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朝)古代史学之交流与比较研究”(项目批号：13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卫国(1966-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大军征讨日本，乃近世东亚史上一件大事，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而高丽王朝是东征日本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元朝的藩国，高丽王朝被迫为东征建造战舰、准备物资，高丽军队也随元军征讨。检视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既可以获取考察高丽王朝在这次征讨中地位的重要史料，也可以察知朝鲜王朝对这场战争的认识。①《高丽史》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散见于《元宗世家》、《忠烈王世家》、《兵志》、《金方庆传》等相关篇章中。尽管零散，若仔细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战争，且通过分析战争中高丽如何巧妙地与元朝周旋，可以具体而微地解剖元丽宗藩关系的特质。本文从历史书写的视角，以《高丽史》为中心，探讨朝鲜王朝官方对于这件历史的认识，并对影响这种历史书写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的意图与历程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幼主，自立为王。为了尽快树立王朝的正统性，一方面，李成桂当即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韩尚质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积极谋求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②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李成桂君臣欣然接受。③同时，立国之初，李成桂就把编修高丽王朝史作为要务，试图从本国历史中寻找新朝的合法性。诚如有韩国学者指出：“通过对高丽时期的整理，指出高丽王朝存在的问题，以此不仅可以体现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建国的朝鲜的正当性，还可以确定新统治理念的方向。”④在这种政治诉求下，朝鲜王朝开始了高丽史的编纂。 太祖四年(1395年)，李成桂令郑道传等人以高丽实录等史料为据，纂成编年体《高丽国史》，全书37卷。此书现已失传，有曾校雠者论之曰： 恭惟我太祖开国之初，即命奉化伯臣郑道传、西原君臣郑摠修高丽国史。于是，采摭各朝实录，及检校侍中文仁公闵渍《纲目》、侍中文忠公李齐贤《史略》、侍中文靖公李穑《金镜录》，汇而辑之。仿左氏编年之体，三年而成，为卷三十有七。顾其书，颇有舛误。至于凡例，以元宗以上，事多僭拟，往往有所追改者。⑤ 此书成书虽快，但史料搜集有限，且当时以为此书对李成桂史实记载不真，“事多僭拟”，因而受到批评。不过，该书史论大多被《高丽史节要》采用，因而得以留存，也为随后高丽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⑥ 太宗十四年(1414年)，太宗命春秋馆事河仑、卞季良等重修《高丽国史》。两年后，河仑去世，重修停止。世宗元年(1419年)，再令重修，三年(1421年)，书成，世宗仍不满意。五年(1423年)，令卞季良、柳观、尹淮等继续改撰，次年成《校雠高丽史》，因意见分歧，未能颁行。世宗十三年(1431年)，世宗令监春秋馆事申概、权踶等编纂高丽史长篇，广泛采纳高丽史料。世宗二十四年(1442年)八月，书成，名为《高丽史全文》。此书初印于世宗三十年(1448年)，史料相当丰富，但以编纂主旨不明，后亦停止颁行。不过，此书为以后《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的编纂，准备了丰富资料。⑦ 最初几十年，朝鲜王朝官方为编高丽史不遗余力，却并未编成一部满意的史书。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金宗瑞、郑麟趾等奉旨再次纂修《高丽史》，变编年体为纪传体。《进〈高丽史〉笺》载： 我太祖康献大王……顾丽社虽已丘墟，其史策不可芜没。命史氏而秉笔，仿《通鉴》之编年；及太宗之继承，委辅臣以雠校。作者非一，书竟未成。世宗庄献大王遹追先猷，载宣文化，谓修史要须该备，复开局再令编摩。尚纪载之非精，且脱漏者亦伙。况编年有异于纪、传、表、志，而叙事未悉其本末始终，更命庸愚，俾任纂述。凡例皆法于迁史，大义悉禀于圣裁。避本纪为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降伪辛于列传，所以严僭窃之诛。忠佞邪正之汇分，制度文为之类聚，统纪不紊，年代可稽。事迹务尽其详明，阙谬期就于补正。⑧ 尽管朝鲜王朝从太祖开始，历经数代，陆续编过几部史书，但因编年体并不利于王朝正统性的塑造，只得采用纪传体重编。文宗元年(1451年)八月，《高丽史》终于完稿。全书139卷，其中目录2卷、世家46卷、志39卷、年表2卷、列传50卷。接着，金宗瑞在纪传体《高丽史》基础上用编年体改撰，次年二月，编成35卷本《高丽史节要》。这两部书都得以流传，终于实现了编纂《高丽史》以塑造王朝正统性的意图。 《高丽史》虽然用“世家”载国王史实，以示名分，然而全书并没有用宋、元等中国皇帝的纪年，而是用高丽国王在位年为全书纪年方式，表明高丽王朝的相对独立性。其实，高丽立国以后，先后采纳过五代、宋、辽、金年号。高丽元宗开始，行蒙古年号；忠烈王开始，行元朝年号，一直到被李成桂推翻。尽管在文化上，高丽与朝鲜王朝都有强烈的慕华之风，但高丽与宋朝的宗藩关系持续并不长。高丽开国，太祖王建即教导：“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⑨因而确立慕华之道，展开与宋朝的交往。对于辽、金虽有交往，但视之为“禽兽之国”，不得效仿其制度。对于元朝，“今元氏之主中国，未闻用夏变夷，脱落菱甲，涤去腥膻。徒能窃据疆土，肆然以令于衣冠之族，则是乃阴反统阳，天地古今之变逆，岂复有大于此哉!”⑩亦视同夷狄。 可见，在高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岁月里，从文化上，高丽只臣服宋朝，但与宋朝宗藩关系持续时间最短，后来就先后被辽、金和元取代。对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高丽王朝尽管政治和军事上不得不臣服，但文化心态上始终有着高昂的心态，并不臣服。朝鲜王朝官方修纂的《高丽史》，尽管国王用世家体裁，不用本纪，以显示藩王的本色，但是全书不用中国皇帝的纪年，而是用高丽国王的在位年作为纪年方式。这种折中办法，显示朝鲜王朝的一种基本认识：既承认高丽藩国的地位，又不完全臣服，且保持一种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这两种意识的结合，构成了《高丽史》历史书写的基调。朝鲜王朝秉承强烈的华夷思想，将元朝视作蛮夷，即便高丽王朝是元朝藩国，在朝鲜王朝所编高丽史书中，亦不采用蒙古与元朝皇帝的年号。事实上，官修纪传体断代史本身，即凸显王朝的自主性和正统诉求，这也是朝鲜王朝君臣经过几十年摸索后，最终采纳纪传体的原因。 高丽王朝与蒙古帝国的接触从1218年开始，与元朝的交往，则从高丽元宗开始。高宗五年(1218年)，蒙古军队追击契丹遗民进入高丽境内，其后开始正式与高丽政权接触。不久，双方缔结兄弟盟约，正式交往。但蒙古屡向高丽索取财物，引起高丽不满，并曾发生蒙古使臣归国途中被杀事件，终于引发战争。从1231到1258年，蒙古出兵攻打高丽竟有7次之多。高宗四十六年(1259年)，高宗王皞派太子王倎前往蒙古，双方议和。恰在此时，蒙古大汗崩逝，王倎亲迎忽必烈，忽必烈继位，建立元朝。不久，高丽高宗去世，忽必烈遣使将王倎送回高丽继位，是为元宗。正是从元宗时期开始，忽必烈在高丽帮助下，开始了征讨日本的准备。以高丽为中心进行历史书写的意识，贯穿于整部《高丽史》，其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也就呈现出一个朝鲜王朝版本的“蒙古袭来”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