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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丽史·世家》对元东征日本战争之书写原则与史实选择 元东征日本之前，忽必烈派使臣前往日本，希望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这个过程相当长。从一开始，高丽王朝几乎就被绑在元朝东征的马车上，成为马前卒。对于这个过程，《高丽史》不遗余力，尽力记述，字里行间，饱含着无奈却又不甘的意识，显示高丽王朝在元朝高压下，试图寻求一种独立性。以高丽王朝为中心，凸显本国意识与本国立场，成为《高丽史》书写的最基本原则。对于元东征高丽的史实，《高丽史》是选择性地书写，(11)而支配其选择的原则，就是以高丽为中心，以高丽的利益为中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战争准备阶段，面对元朝的无端要求，高丽被动应付，全面地予以叙述。 元宗七年(1266年)，在征讨日本之前，忽必烈派遣使臣，途经高丽，出使日本。《高丽史》曰： 癸丑，蒙古遣黑的、殷弘等来诏曰：“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其道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为托，卿之忠诚，于斯可见!卿其勉之。”(12) 因为高丽人赵彝告密，忽必烈知悉高丽与日本常通往来，于是派遣使臣黑的、殷弘带诏书前来，令高丽必须派使臣陪同前往，威胁说若不听令，即其忠诚可疑。高丽无法，只得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等与黑的等前往日本。但这次使行并未到达日本，元宗八年(1267年)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节至巨济松边浦，畏“风涛之险，遂还”。元宗只得令宋君斐随黑的去元朝复命，奏曰： 诏旨所谕，道达使臣通好日本事，谨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是以与俱而还。且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圣恩天大，誓欲报効，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13) 这篇奏疏文，表达着几层意思：第一，先对此次使行未能如期抵达日本，加以解释。认为风涛骇浪，极度危险，担心使臣安全；加上日本人“顽犷无礼义”，对于蒙古使臣的安全，难以保证，故而只能半途而废。第二，对于蒙古听信赵彝之言，以为高丽常与日本通好，予以辨白。特别强调“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只是偶尔与对马岛人稍有贸易，对于其他日本人，则根本没有往来，故而赵彝之言不确。第三，自从元世祖即位以来，高丽就深受隆恩，并铭记于心，只期望能报之于万一。这是一篇表决心的奏疏，也是一篇为高丽开脱罪责自我辩白的奏疏，充满了外交辞令。蒙古第一次通使日本，就这样落空了。可见，高丽当时对于此事，实在没兴趣，只是应付而已。 蒙古对高丽这种刻意推脱，非常清楚。八月初一，黑的、殷弘及宋君斐等再次来到高丽，并携来忽必烈的问罪谕旨。忽必烈在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丽的推脱诡计，严词指责高丽敷衍塞责与不诚实，“天命难谌，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对高丽给予严重警告。进一步强烈表达他通使日本的决心，“以必得要领为期”，一定要有结果，否则不会善罢甘休。最后追问高丽“誓欲报効”的说法，(14)明确点出当时正是报效之时!软硬兼施，高丽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派使臣前往日本，充当东征日本的马前卒。 过了十数天，高丽元宗遣起居舍人潘阜赍元国书及高丽国王书去日本。元国书有曰：“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15)忽必烈向日本表达一种通使往来的愿望，希望日本能够上表通好，“以相亲睦”。若置之不理，就要兴兵问候，以示威胁。同时，高丽亦给日本奉上国书，现身说法，将其对蒙古的看法，向日本表露，规劝日本向元帝国遣使称臣。高丽王国尽管并不大愿意充当媒介，但在蒙古帝国的高压之下，只能将忽必烈帝诏书送达日本，同时附上高丽国书，表达通使愿望，但日本对此并不理睬。 可见，《高丽史》在《元宗世家》中，将高丽在蒙古的威吓下被迫遣使前往日本的史实，细致陈述出来。在史实陈述的背后，有种无奈与被动的感觉，字里行间，显示出蒙古帝国的威力，尽管并无评论，但元朝的威吓，相当明显。这是朝鲜王朝史官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所流露出来的厌恶情感。其实，通过高丽使节传话，只是先声，忽必烈对日本的遐想远不只是通使往来就能满足的。 元宗十二年(1271年)正月，“蒙古遣日本国信使秘书监赵良弼及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四十人来”，并带来忽必烈诏书，诏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又与卿国地相密迩，故尝诏卿道达去使，讲信修睦，为渠疆吏所梗，不获明谕朕意。后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辑尔家，复遣赵良弼充国信使，期于必达。仍以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住，所需粮饷，卿专委官赴彼，逐近供给，鸠集船舰，待于金州，无致稽缓匮乏。”王迎诏于郊，茶丘见王不拜。又出示中书省牒曰：据洪茶丘告说，父洪福源，钦奉累朝圣旨，王国有父母兄弟亲属曾教取发，今有叔父洪百寿等五户尚未曾得，今钦奉圣旨：洪百寿等并取发来。(16) 这段史料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蒙古帝国通过高丽派往日本的第一个使团。使团实际上分两批：第一批，以赵良弼为国信使，并以高丽“幸臣”康允绍偕同前往；第二批忽林赤、王国昌和洪茶丘，将兵送到海上，作为后备使臣。洪茶丘原本是高丽人，因为其父投靠蒙古人，他也就成了蒙古将领。第二，史料中特别提及，洪茶丘见到郊迎的高丽国王元宗“不拜”，也就是不再向国王称臣。书中特别提及这个细节，显示洪茶丘的傲慢，也映衬出高丽君臣与朝鲜史官的不满。第三，中书省牒文称，因洪茶丘之父洪福源为蒙古功臣，故召其叔父洪百寿等五人一并去蒙古帝国定居。可见此次洪茶丘来时，是公私兼顾。 因为日本对蒙古之通使要求不予理睬，蒙古开始用兵准备。军队未动，粮草先行。为了准备粮草，蒙古派忻都率兵前往高丽屯田，并要求高丽予以配合，准备三千头牛，并农器、种子之类备用。随之，高丽遣殿中监郭汝弼前往蒙古上陈情表，对于蒙古所需之物，表示颇有困难，尽量回绝： 承中书省牒，凤州屯田，农牛、农器、种子、军粮等事。若乃农牛，如前表奏，小邦京中鲜有畜使者，外方农民虽产之，饶者畜养亦不过一二头，贫者多以耒耕，或相赁牛而使之。今外方牛畜，悉因全罗道粮饷转输，以至饥困，损失者大半。农器，则小邦人民元来未有赡庀者，此皆虽不得如数，并当随力供办。种子，则百姓趂年畊作，以修贡赋用，其余以为粮料，稍存若干斗斛，以备明年耕种。以故虽或户敛，殆是不多硕耳。军粮，则大军之后，小邦元来蓄积，除逆贼攘夺外，悉因供亿留屯军马及追讨军马，罄竭无余。中外臣民征敛者累度，犹不连续，且又泛计种子、蒭秣，接秋军粮凡几万硕，此则何从而致之耶!况今逆贼日益蔓衍，侵及庆尚道金州、密城，加又掠取南海彰善、巨济、合浦、珍岛等处，至于滨海部落悉皆侵夺，以故凡所征敛，难于应副。而庆尚、全罗贡赋，皆未得陆输，必以水运。今逆贼据于珍岛，兹乃水程之咽喉，使往来船楫，不得过行。其军粮牛料种子虽欲征敛，致之无路。然不敢违命，当以力尽为限。但念所谓农器、农牛、谷种、粮料，则斯皆百姓之资生，如尽夺而供给，乃此三韩之遗噍，实荐饥以耗沦!愚情悯望之在兹，睿鉴裁量之何似。(17) 高丽所上陈情表，可谓百般推诿，通篇都在讲其困难。《高丽史》对于这类陈情表，以及高丽如何应付蒙古需索的情况，作为重点叙说内容。尽管没有评论的言辞，但其立场相当明显，充满对于高丽的同情与理解。朝鲜王朝史官在编此书之时，寄托着对宗主国明朝同样的情感。尽管明朝对朝鲜王朝并没有与元朝对高丽同样的索取，但是明初连年的处女与火者需索，宦官的来使，也使得当时朝鲜王朝疲于奔命，不堪重负。(18)所以《高丽史》对于这类史实的叙述，既表达着藩国的无奈，也显示着藩国并非逆来顺受的自主和抗争意识。 陈情表不够，高丽接着派断事官沈浑上表，继续请命，力图使忽必烈汗解除这种需索。其曰： 经略使史枢与忽林赤、赵良弼、王国昌、洪茶丘等议农牛、农器、种子，必定其成数，多般诘责。兹用约以农牛一千一十头、农器一千三百事、种子一千五百硕，寻委中外，当及农时。又于今年内续后须索，仅可得农牛九百九十头，以定其数。使臣沈浑继至，复谕之以农牛等事。窃念向件元约数外，农牛农器之今未足办者，渐次当依元数。其军马接秋粮饷，限以力尽，不令受饥。噫!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乃此农牛、农器、种子一皆收夺，使失其业，则恐百姓决定饥死。其又在此者役烦力竭，不堪困苦，而从逆贼者，靡有歉艰，则焉知愚民有所贰于彼哉!圣鉴若知如此，必曰何不揆力陈实，早达宸所，使我百姓至于此极?然则谁当任其责?兹用昧死，庶几一晓于哀悰!(19) 此表中，尽管高丽表示尽力置办，但更重要的是在为百姓申诉苦楚，申说一旦农牛、农器、种子都被收走，百姓将无以为生，只能干坐等死，或许因此而走向叛逆，而“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相信皇帝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是表达对需索的抗争，表示无论高丽君臣还是百姓，都不堪其扰，无法承受此重负。 元宗十三年(1272年)正月，赵良弼从日本回到高丽，并带来日本使臣12人。元宗马上派使臣前往大都报告，上表祝贺。同年十二月，元复遣赵良弼前往日本招谕，这次却不如第一次顺利。元宗十四年(1273年)三月，赵良弼抵达日本大宰府，不得入国都，只得再次回到高丽。赵良弼的两次出使日本都经高丽前往，高丽国王给予了很大方便和帮助。在蒙古派使臣前往日本之同时，蒙古大军在忻都、洪茶丘的指挥下，截止到元宗十四年(1273年)四月，攻占了三别抄所占领的朝鲜半岛东南沿海诸岛，珍岛、耽罗先后平定，扫清了朝鲜半岛东南诸岛的障碍，为征讨日本作了准备。对于征讨经过，《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予以叙述，但相当简略。 有鉴于第一次征讨日本前，高丽只是被动应对元朝的需索，在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主动出击，试图参与其决策过程，以尽可能地限制蒙古将领的权限及其对高丽的侵扰。第二次征讨日本决策之际，高丽忠烈王正在大都，亲受谕旨。《高丽史》对决策过程作如下记述： 王至上都时，帝在阇干那兀，王遂如行在。乙未，谒帝。帝宴王，仍命从臣赴宴。先是，王使朴义奏曰：“东征之事，臣请入朝禀旨。”帝许之。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茶丘曰：“臣若不举日本，何面目复见陛下!”于是约束曰：“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虎率蛮军十万发江南，俱会日本一歧岛。两军毕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王以七事请：“一，以我军镇戍耽罗者，补东征之师；二，减丽、汉军，使阇里帖木儿益发蒙军以进；三，勿加洪茶丘职任，待其成功赏之，且令阇里帖木儿与臣管征东省事；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五，汉地滨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阅送军马。”帝曰：“已领所奏。”(20) 从中看出几点：第一，高丽国王对参与东征之事，非常重视，他先让大臣上奏，要入朝亲受东征之旨，不想由其他朝臣传旨，以争取主动。第二，对于排兵布局，忠烈王提出他的七点见解，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这是高丽国王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努力。从他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看，一则希望少用汉军和高丽军，多用蒙古军队，于水手也希望多用汉地之人，不要专门依靠高丽水手，以减少高丽王朝的负担；二则削弱洪茶丘的职位，因为洪茶丘是其死敌。与此同时，忠烈王希望由阇里帖木儿与他共同掌管征东事项。忠烈王这么做，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不希望在东征过程中受制于人，更不希望因为这次出征让政敌得以再次掌权从而影响高丽的国政。《高丽史》也对此过程做了详细叙述。尽管忽必烈并未采纳忠烈王之建议，但对他的意见还是给予了重视。九月丙辰，征东元帅府镇抚也速达赍二份文书来，乃是专为约束蒙古征东军队，严禁蒙军中作奸犯科者： 其一，奉圣旨：委忻都、茶丘、范右丞、李左丞征收日本行中书省事，即目军马调度，据本国见管粮储船只梢工水手，一切军须，请照验行下合属如法准备，听候区用，勿值临时失误。其一，经行去处，窃恐不畏公法之人，放火烧草，事系利害，请照验行下合属出牓禁约。如违，罪有所归。(21) 这两条约束，可以说是对忠烈王所提七条建议的回应，免得征东将领胡作非为，伤害高丽。尽管《高丽史》对蒙古东征军之危害并没有详述，但从忠烈王在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积极努力可以看出，为了避免东征军的危害，忠烈王的主动努力，受到忽必烈重视，获得了回报。 可见，《高丽史》对在战争准备阶段，高丽王朝如何从被动应对，巧妙周旋，极陈困难，到第二次征讨前，高丽国王争取主动，做了系统的书写，凸显了高丽王朝对于宗主国元朝的敷衍、抗争，与其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 第二，《高丽史》对高丽于战争前后所耗费的人工、粮食、马料及遭遇的困难予以详述。 《高丽史》对于高丽为元征日本耗费物资、人工，造成对百姓的妨碍等情况，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充分显示高丽为元征日本付出了巨大代价。如：元宗“十五年春正月，元遣总管察忽监造战舰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对象，全委本国应副……兴役催督甚严……于交州道各为部夫，使征集工匠役徒三万五百余名，起赴造船所。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22)元宗十五年(1274年)二月甲子，高丽国王派遣别将李仁前往元朝汇报准备情况，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所耗粮饷，无分巨细，一一上奏，特别表明高丽面临巨大困难，百姓因之更加穷困，“乞皆蠲免，以惠远人”。(23)督造船只者是洪茶丘，他虽出身高丽，但任元将领，只为元朝办事，对于高丽所提要求，并不予以重视，高丽对他深恶痛绝。 高丽常常跟元朝算经济账，对于他们所提供的粮草数目，时时向元朝禀报，一笔一笔地算清。忠烈王三年(1277年)，高丽遣使上书中书省，其中有言：“小邦自至元七年以来，征讨珍岛、耽罗、日本大军粮饷，悉于百姓科收，尔后见在合浦镇边军、耽罗防护军、盐白州归附军并阔端赤，一年都支人粮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马牛料三万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皆以汉斗计，亦于百姓科收。今者所遣屯田军三千二百并阔端赤等粮料，更于何处索之?”(24)特别提及是以汉斗记，可见，高丽是多么在乎这些粮草。这是在第一东次征时，高丽所筹集的粮草。《高丽史·兵志》更详细叙述了高丽如何为第二次东征筹集军粮而费尽心机。 忠烈王三年二月，令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有差，以充洪茶丘军粮。四年正月，以西海道丁丑年转米给元帅茶丘军。五年四月，遣使诸道审检兵粮。七年三月，分给官绢二万匹于两班及京外民户籴兵粮。十月，发龙门仓兵粮给领府。八年四月，东征所支兵粮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余石。九年二月，命各道禄转未输京者悉充军粮。三月，令诸王、百官及工商、奴隶、僧徒出军粮有差。诸王、宰枢、仆射、承旨，米二十石；致仕宰枢、显官三品十五石；致仕三品显官、文武四五品十石；文武六品、侍卫护军八石；文武七八品参上解官六石；东班九品参外副使校尉南班九品四石；正杂权务队正三石；东西散职业中僧一石；白丁抄奴所由丁吏诸司下典独女官寺奴婢十斗；贾人大户七石；中户五石；小户三石。唯年七十以上男女勿敛。(25) 这段史料记录高丽王朝为筹集军粮，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其中可见几点：第一，东征日本期间，为了筹集军粮，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贩夫走卒，都必须筹集定量的军粮，以保证前线军需。第二，充分说明，征讨日本给高丽社会带来的损害是全方位的，几乎无人可逃。第一次征讨之前，蒙古军队来高丽军屯，生产粮食，可以给高丽减轻军粮的负担；第二次出征之前，似乎并没有再行军屯之事，故而高丽王朝只得全民动员，人人出力。第三，《高丽史》在《兵志》中将筹集军粮的问题予以陈述，可印证《世家》部分对于军粮等物资供应的细致叙述，充分说明关注这部分史实之必要性。 《高丽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忠烈王六年(1280年)十月戊戌条，特地收录一份元东征军事牒文书，主要涉及士卒逃亡事故及其处置办法。较之叙述征讨日本的战事经过，此牒文书篇幅长出数倍。这一方面说明这是当时一件大事，同时也反映朝鲜王朝修史官一种特别的心态，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同年十一月，高丽再次上书中书省，汇报准备情况，曰：“小国已备兵船九百艘，梢工水手一万五千名，正军一万名。兵粮以汉石计者十一万，什物、机械不可缕数，庶几尽力，以报圣德。”(26)这也是一篇极长的表文。同一卷中收录这两个极长的表文，显示高丽为征讨日本做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在朝鲜王朝修史官看来，元征高丽，如果没有高丽的准备与付出，大概也是不可行的，此举对高丽社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第三，《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两次元东征日本经过叙述简略，且所记史实以高丽将领为中心。 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月，元丽联军第一次征讨日本，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叙述此次战争，只有数行： 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征日本。至一歧岛，击杀千余级，分道以进，倭却走，伏尸如麻，及暮乃解。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溺死。(27)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称之为“弘安之役”。对于此次征讨日本的经过，《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也只有寥寥数行字，其曰： 七年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庆、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师征日本。 癸亥，行省总把报：是月二十六日，诸军向一歧岛，忽鲁勿塔船军一百十三人、梢手三十六人，遭风失其所之。遣郞将柳庇告于元。 六月壬申，金方庆等与日本战，斩首三百余级；翼日复战，茶丘军败绩，范文虎亦以战舰三千五百艘、蛮军十余万来会，值大风，蛮军皆溺死。 八月己卯，别将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宫，告东征军败，元帅等还至合浦。 是月，忻都、茶丘、范文虎等还，元官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 十一月壬午，各道按廉使启：东征军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一万七千二十九名，其生还者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名。(28) 综合这两段史料，可知几点：第一，叙述相当简略，说明《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于这次征讨日本的战争，并不重视；或者说，叙述战争经过，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历史事件。第二，在如此简单的叙述中，其内容选择值得关注，重点介绍高丽军队的将领以及建制情况。首次东征，高丽军队尽管只有八千人，但是分左、中、右三路，各有将领指挥，对于元军将领，一笔带过。尽管从人数上看，高丽军队是绝对的少数，但是在《高丽史》的叙述中，却是主要关注的对象。第二次东征的叙述，依然是以高丽将领优先，既点出了随军征讨高丽将领的名字，书中所记录唯一一场胜仗，还是高丽将领金方庆所指挥的高丽军队，斩首三百级。对于元军战事情况，未提一场胜仗，只述其败仗。第三，具体战事情况，叙述极其简略，两次战败，都提及了“大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征失败的直接原因。第四，两次战争的叙述，都提及了具体的损失。首段史料中，除提及战舰败没外，特别提及左军使“金侁溺死”，这是高丽溺死的最高指挥官。而在随后的《年表》中，则曰：“十月，金方庆与元元帅忽敦、洪茶丘等征日本，至一歧战败，军不还者万三千五百余人。”(29)第二段史料对于元军伤亡情况，有多个数据，十分清晰地呈现出东征伤亡之惨重。在下文《年表》中则曰：“元至元十八年，忠烈王七年五月，金方庆与忻笃(都)、茶丘征日本，至覇家台战败，军不还者十万有奇。”(30)这与第一次征讨的叙述类似，字数不多，叙述简略，但是丝毫不掩饰其漠视的态度。 可见，在《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对这场战争的叙述中，高丽军队是主角，蒙古军队只是配角，日本海战则作为背景而已，这显示《高丽史》并未全面叙述这场战争，而是重在揭示高丽军队在其中的作用，做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书写。 《高丽史节要》继承和发挥了《高丽史》的这种叙述原则。以首次东征的叙述为例，其曰： 冬十月，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使，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亭，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发合浦。越十一日，船至一歧岛，倭兵阵于岸上。朴之亮、赵抃逐之，倭请降而复战。茶丘与之亮、抃，击杀千余级。舍舟三郞浦，分道以进，所杀过当。倭兵突至冲中军，方庆拔一嗃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禄、申奕等殊死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忽敦曰：虽蒙人习战，何以加此!诸军终日战，及暮乃解。方庆谓忽敦、茶丘曰：我兵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者也，请复决战。忽敦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战大敌，非完计也。而刘复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堕水死。(31) 此处叙述，主要有几点内容和特点：第一，高丽军队的作战表现为主要关注的对象，从高丽军队的将官以及部队的安排、分布，再到死伤，所记全部是高丽军队的情况，元朝军队的情况只是简单提及。从这段历史书写看，这场大战似乎高丽军队是主力。第二，在全面介绍高丽军队的情况下，重点突出了金方庆的战功。当日军攻击中军时，中军主将金方庆厉声大叫，率领士卒英勇奋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且得到元军主帅忽敦(忻都)的称赞“虽蒙人习战，何以加此”。金方庆且进言希望速战速决，但未被采纳，以至于夜晚大风雨，战舰触岩而败。这实际上是三、《高丽史》对高丽参与元东征将领之书写吸收了《高丽史·金方庆传》中的内容，后文会加以讨论。第三，故由此看来，战事失败，应该由元军主帅负责。随后提到人员损失惨重，“东征军师还合浦，遣同知枢密院张镒劳之，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余人。”这段叙述乃是综合了《高丽史》的叙述而来，二者在叙述原则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之事的历史书写中，关于战争前后高丽如何应对元朝的需索与压力、高丽为此次战争耗费过多少物资与人工，都极尽其详，而对战争的经过，叙述相当简单，即便提及战事，也主要是写高丽将领的战功。呈现高丽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和主要表现，是其书写的最主要动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