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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丽史》对高丽参与元东征将领之书写 纪传体史书，人物是中心；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也都贯彻到人物传记的书写之中。高丽参与这场战争的将领，《高丽史》中有专传的人不多，主要有《金方庆传》、《金忻付传》、《朴球附传》、《金周鼎传》、《罗裕传》，及《金文庇传》附《李贞传》。另外，一些相关人物如李藏用、洪福源、赵彝也有传。在这些传中，比较详细讨论这次战争的是《金方庆传》，其他人物的传，对这场战争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根本未曾提及。根据人物的生前表现，有正面叙述的，如《金方庆传》；有反面典型的，如《叛逆传》中的《赵彝传》和《洪福源传》。可见，《高丽史》对这些人物的选择与书写，都是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 《高丽史》中《叛逆传》占很大篇幅，共有6卷。序曰：“孔子作《春秋》，尤严于乱臣贼子及据地以叛者，其诛死者而不贷，所以戒生者于后也。夫人臣忠顺，则荣其身、保其宗，而美名流于后；叛逆者未有不脂润鼎镬，赤其族而覆其祀者，可不戒哉!作《叛逆传》。”(32)《高丽史》中，对于那些投靠元朝、危害高丽之人，大多列入《叛逆传》中，如东征将领中以《洪福源传》与《赵彝传》为代表。赵彝“中进士，后反，入元称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他并未率兵前来高丽征讨，《高丽史》中所记，只是他向忽必烈进言：“高丽与日本邻好，元遣使日本，令本国乡(向)导。”这才导致高丽派使臣宋君斐陪同元使前往。后来又有几次进“谗言”，故而《高丽史》曰：“彝常以谗毁为事，竟不得志而死。”他以言辞加害高丽，《高丽史》编纂者对之深恶痛绝，予以贬斥。另有“金裕、李枢者，亦反人也。”(33)《高丽史》也将之列于《叛逆传》，称为“反人”。 洪福源，乃洪茶丘之父，亦被列入《叛逆传》中。《高丽史》中无洪茶丘传，乃是将洪茶丘看成元朝人，但在《洪福源传》中，对洪茶丘所做事情多有记述。洪福源原本为高丽西京郎将，高宗二十年(1233年)起兵反宣谕使郑毅，失败后，逃到蒙古。“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谗构本国，随兵往来……然自是元兵岁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导之也。”后洪福源得罪高丽人质永宁公王綧之蒙古妃子，被处死。“籍没家产，械其妻及子茶丘、君祥等以归。福源诸子憾父之死，谋陷本国，无所不至。”(34)元宗二年(1261年)，忽必烈即位后，才为洪福源雪冤，并令洪茶丘袭其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此后洪茶丘一直担任元朝官职。因其来自高丽，凡涉及高丽事务，元朝大多委托洪茶丘办理。洪茶丘对高丽从不顾恤，处处与高丽为难，高丽君臣恨之入骨。 高丽国王忠烈王对于洪茶丘相当忌惮，他曾亲自向忽必烈进言，希望将洪茶丘召回元朝，不能留置高丽。“然茶丘在焉，臣之为国，不亦难哉?如茶丘者，只宜理会军事，至于国家之事，皆欲擅断。其置达鲁花赤于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国必欲置军于小邦，宁以鞑靼汉儿军，无论多小(少)而遣之。如茶丘之军，惟望召还。”(35)这数言已将他们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忽必烈问忠烈王以忻都替换茶丘如何，忠烈王曰：“忻都，鞑靼人也，可则可矣。使茶丘在，则与高丽军妄构是非，虽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与高丽军皆还于朝，以鞑鞑汉儿军代之。”(36)可见，忠烈王宁可让鞑靼人忻都取代洪茶丘，也不让他在高丽搬弄是非，致使他难以为政。其时，洪茶丘镇守耽罗，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忻都与洪茶丘等皆召回，免生事端。高丽趁此机会，接管耽罗镇守任务，也进而将耽罗置于控制之下。 关于洪茶丘在东征时期的表现，《高丽史》还作如下书写： 十五年，帝将征日本，以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茶丘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征集工匠，诸道骚然。帝又命茶丘提点高丽农事，又命为东征副元帅。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将军崔沔以大府卿朴晖代之。茶丘与忽敦、金方庆等征日本。忠烈三年，帝欲复征日本，以茶丘为征东都元帅，时韦得儒等诬构方庆大狱起，茶丘在东京闻之，奏帝来问，欲令方庆诬服，嫁祸于国，栲讯极惨酷。未几，帝召还，语在《方庆传》。(37) 这段记载虽涉及元征高丽之事，但主要是讲洪茶丘借战事而危害高丽的种种恶行。《高丽史》虽然没有给洪茶丘单独立传，但在洪福源传中清楚交代了洪茶丘的所作所为。该传所述元征高丽事，只是作为说明洪茶丘作为的背景而已。《高丽史》将洪茶丘之父列入《叛逆传》，视作叛逆，也充分显示着鄙视与痛斥。这与前面所提到的赵彝被归入《叛逆传》一样，反映朝鲜王朝史官为高丽王朝抒发对于投靠元蒙帝国高丽人的一种批判性评价。 与把洪福源、赵彝列入《叛逆传》相对照，金方庆则是作为肯定的对象被记述的。金方庆，字本然，安东人，新罗敬顺王之远孙。父孝印，性严毅，少志学，善书登第，官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在两次东征日本过程中，金方庆都任高丽军队的最高统帅，因此在其传中，对两场战争都做了篇幅较长的描述。关于第一次东征，《金方庆传》述曰： (元宗)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造船若依蛮样，则工费多，将不及期，一国忧之。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罗，遣人咨受省檄，用本国船样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位，方庆与茶丘单骑来陈慰，还到合浦，与都元帅忽敦及副元帅茶丘、刘复亨阅战舰。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罗佑、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忻即绶也。 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留合浦以待女真军，女真后期。乃发船入对马岛，击杀甚众。至一歧岛，倭兵陈于岸上，之亮及方庆壻赵抃逐之，倭请降，复来战。茶丘与之亮、抃击杀千余级，舍舟三郞浦，分道而进，所杀过当。倭兵突至，冲中军，长剑交左右。方庆如植，不少却，拔一嗃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禄、申奕等力战，倭兵大败，伏尸如麻。忽敦曰：蒙人虽习战，何以加此!诸军与战，及暮乃解。方庆谓忽敦、茶丘曰：“兵法：千里县军，其锋不可当。我师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船、淮阴背水也，请复战。”忽敦曰：“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乏之兵，敌日滋之众，非完计也，不若回军。”复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侁堕水死。到合浦，以俘获器仗献帝及王，王遣枢密副使张镒慰谕，命方庆先还，加上柱国判御史台事。(38) 关于第二次征讨情况，《金方庆传》如斯写道： 七年三月，出师东征。方庆先到义安军阅兵仗，王至合浦，大阅诸军。方庆与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等发，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贮檄谕之。周鼎先与倭交锋，诸军皆下与战，郞将康彦(康师子)等死之。六月，方庆、周鼎、球、朴之亮、荆万户等与日本兵合战，斩三百余级。日本兵突进，官军溃，茶丘弃马走，王万户复横击之，斩五十余级，日本兵乃退，茶丘仅免。翼日复战，败绩。军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余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战不利，且范文虎过期不至，议回军，曰：“圣旨令江南军与东路军必及，是月望会一歧岛。今南军不至，我军先到数战，船腐粮尽，其将奈何?”方庆默然。旬余，又议如初。方庆曰：“奉圣旨，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俟南军来合攻，必灭之。”诸将不敢复言。既而，文虎以蛮军十余万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值大风，蛮军皆溺死，尸随潮汐入浦，浦为之塞，可践而行。遂还军。(39) 这两段书写，清晰呈现了东征战场的另一个版本，有几个特点：第一，这是《高丽史》有关元东征作战情节叙述的最详细版本，较之《忠烈王世家》的叙述更为详细，也更为形象。这段书写以金方庆为中心，意在凸显金方庆的战功及其英勇事迹。诚如前面所提到的，金方庆是高丽名将，出身名门，战功赫赫，也是与忻都、洪茶丘一道剿灭三别抄的高丽主将，在击败耽罗三别抄后，得高丽王专门下谕褒奖。金方庆在这两次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他是位英勇善战的栋梁之才，值得倚重。第二，从这段史料看，金方庆似乎是战争的主宰，第一次战斗正酣之际，金方庆“拔一嗃矢，厉声大喝，倭辟易而走……倭兵大败，伏尸如麻”，甚至蒙古主帅也称赞他比骁勇善战的蒙古人更为勇武。在战事有利之时，他建议乘胜追击，可惜不被采纳，以至于遭遇风暴，战舰损坏，因而大败。第二次征伐之时，也是金方庆指挥高丽军队，“斩三百余级”，取得一场胜仗。蒙古军队则屡打败仗，洪茶丘仅以身免，最终遭遇大风，军士多溺死。这种强烈对比的书写，凸显了金方庆的战功。第三，这段描述与《高丽史》其他记载一样，呈现的主要是高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果只看《高丽史》，读者并不能全面掌握战事情况，只能了解朝鲜王朝官方所塑造的高丽军队的表现而已。事实上，抛开这些史料的片面书写，而从战事的角度来考虑，这场战争是元朝发动的，高丽被迫跟随，高丽军队只能是辅助而已，不可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因此，《高丽史》将某些情节夸大，甚至有可能杜撰一些情节。如金方庆与主帅的对话，就很难说是真实存在的。朝鲜王朝的编纂者固然不可能听到这些对话，即便高丽王朝留下的相关档案资料，也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对话记录。 综上所述，《高丽史》以是否忠于高丽作为判定人物的标准。凡是背叛高丽，投身元朝者，都会被视作“反人”而打入《叛逆传》中，赵彝、洪福源就是典型代表。金方庆是东征日本时高丽级别最高的将领，也是高丽东征的代表人物，被塑造成英雄典范。他的传记通过对话等方式，在塑造蒙古东征的一个更为生动版本同时，也把金方庆塑造成为东征战事的主宰，蒙古将领则是失败的化身，对东征失败要负最主要责任。 四、结语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于元东征日本史事，在《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呈现出两个相似而又有细微差别的版本，但二者的主旨相同，都是凸显高丽王朝在这场战争中的贡献，宣扬高丽将领的战功。这种叙事呈现给读者的是，高丽是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只因元朝统帅一意孤行，不听高丽将领的忠言，东征军才遭遇大风雨而败。诚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指出的那样，官方的历史书写，是由国家理性来完成的，“它要依据一些现成的材料，通过专门手法，来‘处理’某个‘环境’下的各种因素，以构建缜密的叙述。”(40)《高丽史》的相关叙述，正是朝鲜王朝官方史家所构建出来的。如果将《高丽史》与《元史》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即如所谓洪茶丘诬陷金方庆案，《高丽史》载：金方庆有功得赏，随之受到朝中党人排挤，被诬告欲谋反。“茶丘与本国有宿憾，欲伺衅嫁祸，闻方庆事，请中书省来鞫。”(41)洪茶丘百般迫害，试图置之于死地，金方庆受尽折磨，忽必烈过问后，才将金方庆莫须有的罪名去除。《元史·高丽传》则曰：“十四年正月，金方庆等为乱，命王愖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饬兵御备。”(42)《元史》将金方庆视作叛乱者，而《高丽史》将金方庆之事说成是遭洪茶丘诬陷，二者看法绝然相反。《高丽史》与《元史》，许多事情的记述相左，金方庆案件仅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金方庆在《高丽史》中作为重臣而有传，《元史》则站在洪茶丘一边，将其视作叛乱嫌疑者。而洪福源在《元史》中被视作功臣，《高丽史》则将他列入《叛逆传》中。无论是《高丽史》，还是《元史》，都没有洪茶丘的传，尽管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元史》中甚至见不到洪茶丘多少事迹，而《高丽史》则将他的事迹放入《洪福源传》，相当于被置于《叛逆传》中了。 如此巨大的差别，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在处理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时避免类似的问题，或者在使用史书记载时避免受一些刻意构建的影响，就不能只从一国立场和视角来思考问题。(43)史料上，既要如陈寅恪所说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44)更重要的是，要跳出国族的窠臼，摆脱一国史的羁绊，采取“东亚史”的视角，方有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