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简帛的不断出土及简帛学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简帛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大量木简的丰富内涵也得到不断地研究与揭示。近日，记者围绕目前中国简帛出土现状、简帛学理论研究方法等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张德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振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平安。 用新的简帛资料夯实简帛学研究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刘国忠在《简帛学：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一文中曾指出：“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己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今文史研宄的面貌，简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角，来重新研究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简帛资料证经补史,探硏新领域，解决新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飞跃。近年来学者们纷纷提倡的重写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科技史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简帛资料大量发现之赐。”由此可见，简帛资料作为简帛学研究的基础，对证史、补史等有重要的意义，简帛资料的发掘与发现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们有哪些新的简帛资料出土呢？这些出土的简帛资料又有哪些新的特征？ 张德芳：近年来，地下出土的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战国、秦汉到魏晋时期的竹木简牍越来越多。从出土趋势看，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出土的地点覆盖面越来越大。比如，近几年来海昏侯墓出土汉简5000多枚，晋北地区的太原也出土了数量不少的汉简，楚简大省湖北新近又出汉简4546枚和楚简324枚。总体来看，西到新疆、东到连云港，南到两广，北到内蒙，大约全国有18个省市自治区和多所大学都出土或收藏有简牍。二是涉及的时间跨度广，从战国秦汉到魏晋时期的简牍已形成了完整系列。凡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几乎都要涉及到出土的简牍。三是出土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除了社会文书之外，典籍越来越多。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社会、民族等诸多领域。 杨振红：近年来简帛出土发现呈现井喷之势，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一是出土地更广。除两湖、甘肃等传统出土大省外，其他地区，如四川、江西等省区也有重大发现。2018年山西也首次在太原东山汉墓中出土木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湖南出土数量最多，先后有长沙走马楼吴简、沅陵虎溪山汉简、龙山里耶秦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益阳兔子山战国至吴简等重大发现。加上甘肃敦煌悬泉置汉简、四川成都老官山汉简、江西南昌海昏侯汉简，上述发现中共有2项因简牍本身、5项因含简牍要素，被列入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二是入藏简牍日益受到重视。自1994年起，上海博物馆、岳麓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从海外购回入藏的简牍，因内容多为典籍、法律文书等，史料价值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重视。三是出土简牍数量庞大。近年发现的简牍数量，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加，使先秦秦汉魏晋史研究者走出了史料少、选题难的困境。四是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近年来发现的简帛，包括各种行政文书、律令、判例、经、史、子、术数等典籍，许多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五是社会关注度高。由于简牍内容新颖、涉及的人物和事件知名度高，以及考古发掘和成果公布中与媒体充分合作，很多新出简牍如清华简《系年》《算表》、北大简《赵正书》、益阳兔子山《秦二世胡亥文告》、各地出土的《苍颉篇》、海昏侯墓汉简等均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热议。 赵平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基本建设的进一步展开，简帛出土地点越来越多、内涵越来越丰富。传统简帛大省湖南、湖北，很少出土简牍的江西、四川以及从未出土简帛的山西，均有新出土简帛。出土战国简最多的是湖南湘乡三眼井古文化遗址，出土秦简最多的是湖南龙山里耶古镇，出土东汉简最多的是湖南长沙五一广场。西汉简出土更多一些，一千枚以上的发现就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第77号西汉墓、湖南长沙走马楼8号井、湖北荆州岳桥汉墓、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墓地等。与科学发掘同步，对流失境外简牍的抢救也取得了重大收获，继上博简之后，岳麓简、清华简、北大简、安大简被陆续抢救回国。这些简牍包括大量的先秦秦汉古书（含数术、方技）、各类官府档案、法律文书和私人文书，内容十分珍贵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