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创立之初，通过“以民定俗”确定了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在向日常生活研究转型的过程中，“以俗定民”成为主流，皇帝是不是民众有过很多讨论。而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风俗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建立群体认同，即“以俗定民”，这在中国古代有非常悠久的传统。熟知这一传统的乾隆皇帝公开书写和传承风俗，可以被视为建构群体认同的举动。44通北京内城乾隆帝御制碑，表明乾隆帝非常熟悉北京风俗，既熟悉它的当下，也与它的历史息息相通。他不仅是北京传说的搜集者与传播者，也是庙会节庆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他以碑刻这种方式公开书写并传承北京风俗，事实上创造了一种“北京人”的群体概念，以模糊阶级与族群差异。在乾隆皇帝这里，“北京之民”与“北京之城”是一体的。依赖于地方性空间的“风俗”而不是附着于族群的“族群性”，才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首要标志。 关键词：北京内城；乾隆帝；御制碑；风俗；认同 一、皇帝是不是民众? 皇帝是不是民众?这是一个涉及到民俗学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在现代民俗学创立之初，正是通过把“皇帝”和“贵族”等排除在“民”之外，民俗学才确定了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常惠认为“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平民与贵族相对，所以研究和提倡歌谣，就意味着“那贵族的文学从此不攻而破了。”在《民俗》周刊中，“民”的范围更加明确。1928年3月的“发刊词”中明确界定：所谓“民”，就是皇帝与圣贤之外的“广大民众”，他们的文化，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俗”。这个概念既带来一个新的分析领域，同时也表达了学者们的政治理想：当“发刊词”中喊出“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在自己与“士大夫”们之间画了一条清晰的阶级界限。然后最初的革命激情褪去之后，分析领域本身的悖论性开始显现出来：是否存在一个确定的“民众”群体呢?是否可以用“民众”这一群体来定义我们的研究范围呢?“民俗”是“民众”的创造物吗?“民”到底是阶级性的呢，还是民族性的呢?这些疑问尚未澄清之前，“皇帝是不是民众”这一问题在民俗学界长期争论不休。例如，柳田国男最初将“民”定义为常民，后来又认为天皇也属于常民。福田亚细男却认为，这一观点应对日本民俗学的颓废负责。钟敬文虽然强调民族文化分为两层(上、下)或三层(上、中、下)，民俗学主要研究中下层文化，但他同时也认为，“民”等于“全民族的民众”。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钟敬文更强调民族文化的共享性，在《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一文中他说：“我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民俗文化，既是阶级的，又是民族的。’现在看来，后者(民族的)在整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比重是不能低估的。”只有当民俗学从民俗事象研究转为日常生活研究后，这一问题才从理论上得到了清晰的分析。 随着民俗学的转型，“民”不再是定义“俗”的前提，而“俗”则成为理解“谁是民”这一问题的关键。因为认为“民俗事实上构成了人的基本生活和群体的基本文化，任何人、任何群体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充分的民俗”，因此，“民俗之‘民’可以指任何群体、任何人。”皇帝当然也就属于“民”的一员。 但是，就中国而言，在有皇帝的时代里虽然没有现代“民俗”概念，却有历史非常悠久的“风俗”概念。在“风俗”概念的范畴中，谁是“俗”的主体呢?皇帝自己是否考虑过“民”与“俗”之间、“帝”与“民”(特指“俗之民”，而非“君民”之民)之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民俗学者希望通过将“俗”定义为日常生活，从而达致“以普遍主义原则让被排斥的个人、群体、组织能够作为一个‘正常的’、‘普通的’成员被纳入进来”的政治目标，乃至通向自由主体的未来理想，即重塑“民”的身份主体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这种“以俗定民”的努力，是否只是启蒙后的发明呢?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以俗定民”才是正统。虽然“风俗”不等于“民俗”，但采风问俗的目的却是为了确定何为“我民”，即建立认同群体。其基本想法是：凡是传承和享有同样的“俗”的人，就构成集体性的“民”；通过阐发“俗”的共享性，就可以建构“民”的认同与共识。“知政”和“教化”，也是在这个前提下才得以可能。刘宗迪指出，《诗经》是“周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纽带……孔子以《诗》教化，就是用《诗》把人教化成华夏君子”，在其后数千年的历史中，无论是以“衣冠”定“华夏”，还是通过塑造“广东文化”以形成“广东人”意识，无不如此。而只要认同崩溃、群体离散，学者就会寄希望于记录传承共享的风俗，以待人群再次统一，从《风俗通义》到《中华全国风俗志》，写风俗的作者们大多有这样的意图。应劭在《风俗通义·序》开篇第一句就说：“昔仲尼没而微言阙，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引入了共识与统一的问题。由于汉代儒者过份注重章句文辞，“共识”非但并未形成，反而“弥以驰远”，因此儒家知识未能承担凝聚群体的重任。只有“俗间行语，众所公传”，才构成共享的知识即共识，人群共同体才得以形成。但是“积非习惯，莫能原察”，在天下再次四分五裂的当下，这种唯一的统一“共识”很容易再次失去，因此记录风俗以期重新凝聚共同体乃当务之急。应劭对这种意图直言不讳。胡朴安所说的“学术既无统一之能力，当留意与风俗之习惯”，也还是这个意思。可以说，风俗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形成政治性的群体，这一点与前面提到的现代民俗学者并无区别。因此，如何“以俗定民”，不仅对现代民俗学者而言是个大问题，在中国古代，描写和记录“谁的”风俗，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它意味着民俗的写作者希望表达何种身份认同，在何处画出一道共同体的边界。 在这样的语境下，乱世中的文人精英，或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搜集与整理民俗的动机比较好理解：前者希望“大一统”，而后者渴望建立“地方性”。但本文通过研究四十余通乾隆皇帝为北京而作的公开性文本———御制碑后发现，乾隆皇帝本人也是风俗的搜集者与书写者。考虑到他的修养，很难认为他对中国古代风俗书写的传统及其用意一无所知。那他希望通过“写风俗”来表达何种身份认同，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他作为天下之共主、万民之表率，理应保持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尤其应维护国家权威和他本人的“神性”，而与下层民众之间划出鸿沟；另一方面，他作为八旗的领袖、满洲的长老，族群身份也横亘在他与大多数汉人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他公开表达对北京风俗的记录、描述与赞美，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