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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熙]北京内城乾隆御制碑中的“俗”与“民”(4)

http://www.newdu.com 2019-08-20 中国民俗学网 鞠熙 参加讨论

    五、庙会节庆中共享的城市生活
    除了传说,乾隆皇帝对北京的风土人情无一不充满好奇,用各种办法去体验普通市民的民俗生活与城市空间。
    乾隆帝为内城寺庙所撰的40余通碑文中,很多是在他实地观赏后,抒发他对北京景物的赞美。如乾隆十二年(1747)《广济寺铁树歌》、乾隆二十六年(1761)《汇通祠诗刻》、《积水潭即景诗》、乾隆二十七年(1762)《御制天庆宫像元刘銮塑诗》、乾隆五十一年(1786)《汇通祠瞻礼诗》等。他对北京城的喜爱也影响了整个北京的文化风气。我们可以看到,清前期文人记录北京史迹的文献不是没有,例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谈迁《北游录》等,但这些记录中都没有对当时当地北京的描写,文人们着意的,是缅怀已经逝去的旧都遗迹、追寻烟尘中的历史。朱彝尊著《日下旧闻》,虽然声称要为“我朝当声名文物之盛,据天下形势之雄”记录立说,但事实上仍然只是辑录前代文献,并未真实留意于当下景物。只有到了乾隆帝谕旨下令励宗万调查《京城古迹考》,于敏中编纂《日下旧闻考》,郎世宁领绘乾隆《京城全图》,才出现在大量实地踏勘的基础上描述当时当地北京风物的著述。这一转变不能不说与乾隆帝个人对北京的兴趣与感情有关。
    乾隆帝熟悉当时北京市民的习尚风俗,尤其是庙会这类公共性非常强、参与度最高的市民活动。乾隆二十三年(1758)御制《崇元观御制拈香即事诗》中,乾隆帝写到:“庆落便中纡法驾,崇元疑早会仙曹”。这里崇元观会仙曹一句,可能与“燕九节会神仙”的北京节日活动有关。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燕九”节,是日都人纷纷在白云观进香,曰“会神仙”。而当时崇元观亦有隆重的庙会活动,《帝京岁时纪胜》称“曹公观演教势”,为内城之一景。乾隆帝看来是知道这两处庙会,但尚不清楚是他将二者混为一谈了,还是当时崇玄观确实亦有“会神仙”之民俗。更明确的证据还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都城隍庙碑》。都城隍庙的庙市在乾隆时期兴盛异常,对此乾隆帝也有耳闻,他说:“乃闻里闬之甿,禬禳趾错,詹詹然求神于人,尸祝告语……”。虽然随后他驳斥了都城隍乃于谦、杨继盛的说法,但对于里人求神附体、尸祝告语的活动心知肚明但却并未反对。事实上,他不仅不反对这些入庙烧香的活动,甚至还暗有支持之意。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官庙碑》中,乾隆帝在说明重修三官庙的理由时,除了认为该庙庙貌不佳,于盛世景象不配之外,还特意提及“都人擎芗犦牲,谓典其阙,遂以乾隆庚寅嘉平即工,阅辛卯月辰载浃用底厥成。”因为市民在三官庙内烧香祭祀多有不便,所以乾隆帝特意发内帑重修寺庙,这与某些历史学家所设想的为了推行正统化的国家文化而修庙可谓意旨大相径庭。
    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时期以后很多北京内城重要的民俗活动,本身就是在乾隆帝的支持与示范之下形成的。最典型的就是围绕弘仁寺所形成的民俗活动。始建于清康熙四年(1665)的弘仁寺是有清一代最显赫的皇家寺庙。每年新年、皇帝与皇太后的寿辰以及神诞日,主管皇帝家务事的内务府都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宗教庆典。光喇嘛常常就有几百名之多,来自于雍和宫、永安寺等各大京城名刹。乾隆二十五年(1760)《御制重修弘仁寺敬赞旃檀宝相诗》中说:“如是相好在,经过瞻礼常”,证明乾隆帝自己常常亲自前往弘仁寺,瞻礼旃檀佛像。随后对旃檀佛像的顶礼膜拜在市民之中流行开来。《鸿雪因缘图记》中就有关于旃檀佛像的描绘,而正月初八看弘仁寺打鬼也成了乾隆时期最盛大的节日活动。当天,喇嘛僧扮演诸天神将驱逐邪魔:一位喇嘛身披黄色锦衣,持钵乘车,诸位侍从各执仪仗法器护拥在旁。前有鼓吹导引,曲锤柄鼓、鸣锣吹角的仪仗队;旁有小喇嘛穿着彩胄、戴着黑白头盔、手持彩棒挥洒白沙。打鬼队伍绕寺一周,迎祥驱祟,而围观群众也水泄不通。
    最重要的是,乾隆帝愿意与普通市民共享城市生活,并认为这种共享恰恰是盛世一统的表现。乾隆五十年(1785)新正初六日,乾隆帝赐千叟宴,是日妙应寺白塔下突然显现哈达,乾隆帝将此视为祥瑞之兆:“哈达者,蒙古语谓奉佛吉祥制帛也。塔高二十余丈,瑞帛飘缀,实非人力所能升陟,盖是塔灵应夙着,于今益验矣。”正月初六正是妙应寺等藏传佛教寺庙中“打鬼”与庙会之期,此时出现此等奇观,都中市民自然更是趋之若鹜。为此,乾隆帝不仅知道“都中远近瞻礼,咸谓吉祥善事,佛力神通,不可思议。”而且也认为“既弗艳称,宣付史馆,而中外臣民瞻仰顶礼,亦弗令禁止也”。乾隆帝并不担心如此大规模的集会与祭祀会带来隐患,反而认为这正是“吉祥善事、佛力神通”的见证。在千叟宴与朝觐妙应寺哈达的气氛中,乾隆五十年新正期间北京内城形成“君民同乐、普天同庆”的盛景,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六、我们都是北京人
    从乾隆帝为北京内城所撰的御制碑来看,他对北京充满感情———他在这里出生长大,既熟悉它的当下,也与它的历史息息相通。乾隆帝与内城居民共享市民文化与城市日常生活,无论是“普天同庆”的节日,还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不仅了解、默许或支持这些活动,也身体力行的参与并实践这些文化。因此,他事实上与北京内城的居民一起共享了某种“市民身份”。即使作为天子,理应泽被四海,但在他心目中,北京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人生体验与生活世界赖以栖居的空间。在北京内城的乾隆帝御制碑中,看不到“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对峙,他本人就致力于塑造一种独特的、风土化的北京地方文化。即使他的确有“满洲主体”意识或“八旗为尊”的想法,但他从未在碑文中公开强调满汉之别。在“北京人”这一身份范畴中,乾隆帝虽然身为旗人之首、天下之主,但也和其他市民一起共享北京的习俗、节日、口头传统与风俗。即使北京内城在他治下仍然是旗人的专属居住地,但乾隆帝并不认为北京就应该具有满洲文化特征,而强调族群存在甚至“融解”于空间的历史之中。乾隆帝的确在建构一种关于“民”的认同,这个“民”,是首先由地方性空间及其历史所定义的人群集合体,而不是由阶级身份、文化等级或族群性所定义的群体。
    很多致力于清史的学者特别关注“认同”问题,他们强调“民族认同”是近代以后才兴起的概念,但清帝国把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整合进八旗组织之中,力图把所有人塑造成满洲人,以此新的八旗认同意识。一直到清末,清朝统治者仍然保持着明显的旗人特征。“清朝统治者从来没有淡化把自己与明朝降民区别开来的意识,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族认同”。但本文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判断。在面对北京市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旗人)时,乾隆皇帝从未强调过“八旗文化”或“满洲文化”具有某种独特性,相反,他强调的是北京的历史、风土、环境及其习俗———从明朝继承而来,并定会传承后代的整体世界。至少在他面对北京市民公开“说话”时,他并不强调旗人或满洲文化的特殊性,而是流露出对北京作为“家园”与“乡土”的喜爱、认同与好奇。如果说他有群体认同意识的话,他也是将自己作为“北京人”的一员,通过体认这座城市的历史、参与它的民俗活动,以及创造城市的共享性来建立自我认同的群体,而不是将自己视为八旗子弟,将旗人或满洲旗帜鲜明的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创造独一无二的族群身份。从更长的历史来看,这种乾隆皇帝身上体现出来的,明确的“北京人”意识,形成了地方认同的氛围,这奠定了康乾盛世以后所谓“北京文化”的基础,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归根结底,强调“族群意识”而不是“地方意识”,是将“人”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这是西方现代思想固有的思维定势,而在乾隆皇帝这里,“北京之民”与“北京之城”恰恰是一体的:他的认同不以族群分界,而以空间为界;不以对立于自然的文化为表象,而以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风土为标志;不指向人群的历史,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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