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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话学，其奠基人麦克斯·缪勒又称其为“比较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将神话学从文学艺术拓展到历史和考古研究，尝试关注史前图像的神话观念阐释。本文突出证据间性的互阐作用给神话“比较”带来的方法启迪：从萨满幻象的人鸟合体意象入手，重新解读良渚文化人鸟合体神徽和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意象，发掘潜含在长三角史前文化鸟崇拜中的创世鸟观念，并贯通阐发古文献《山海经》神鸟帝鸿神话的创世观，强调萨满幻象作为催生神话想象的第三重证据，其对神话的文献叙事(一、二重证据)和文物图像叙事(四重证据)的再语境化作用，提炼为“激活”作用论。 关键词：四重证据法；萨满幻象；黎明创世鸟；良渚神徽；帝鸿 一、萨满幻象与良渚神徽解读 1996年初读哈利法克斯博士的《萨满之声》，感觉这部书对学习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人，乃至对整个文科方面和文艺创作人士，都能带来实际的启悟。于是准备将其译为中文。拖延二十三年之后，如今这部书中译本将面世，恰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米尔恰·伊利亚德教授的名著《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中译本，窃以为这两部书恰好构成一对，二者具有一种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关系。与伊利亚德的学术巨著不同，哈利法克斯博士的书虽然也是在西方知识界流行一时的名著，但却不是从纯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撰写的，也不是从宗教史视角去展开理论性探讨的，而是带有一种广泛取材的萨满经验自述读本的性质。从大众接受的角度看，这部《萨满之声》的富有创意之处，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萨满和巫医们以“夫子自道”的方式娓娓道来，一个接着一个地讲述自己成为萨满的成年仪式的痛苦经历，以及如何利用自我修炼成的法力去普度众生，实施救死扶伤的治疗实践的。 《萨满之声》收录的这一批来自世界各地萨满的梦幻叙事作品，对于当今发达文明社会的一般读者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会有怎样的启悟呢?笔者翻译本书的体会是，这部书在帮助现代人重新学习“时空穿越”的心理技巧方面，堪称一部入门的经典教本。也可以为方兴未艾的我国本土萨满学建设添砖加瓦，提供基础的参照资料。 现代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在理性与科技的宰制之下，与那种习惯于让头脑达到时空穿越境界的萨满幻象氛围，相去十分遥远。当今的生活世界是纯粹的世俗性的，而萨满的穿越本领就在于神圣想象中的上天入地，融入神祇与精灵的奇异世界。看过影片《阿凡达》的人，一定对卡梅隆导演创造的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奇幻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恰恰是一种按照萨满式思维而描绘出的人与万物通灵的精神境界。其原型就是在远古欧亚大陆上曾经流行广泛的萨满法术境界。萨满所特有的这种超乎常人的禀赋，正是一种超脱凡俗世界而迈进神圣世界的主观感知调节本领。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整个地球上的先民都曾经长久地生活在类似萨满的精神氛围之中，萨满文化也因此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我们文明和文化的最深厚的精神根脉。其年代深远和积淀厚重的程度，往往超出今人的想象。 《萨满之声》卷首的插图，就来自旧石器时代后期法国洞穴壁画的萨满化身动物仪式舞蹈图景，距今三万多年。那是最具富说服力的神话式穿越的直观呈现：这位萨满身体为前倾的舞蹈状，头顶上方所戴高冠是一对大鹿角，向上高高耸起，其耳朵是狼耳，其面部胡须像狮子，其前掌为熊掌，其尾巴则为马尾。人与多种兽类的梦幻组合形象，就这样被数万年前的艺术家生动绘制出来。当代人要追溯和理解人类神话想象力之源头，或许没有比这类数万年前的艺术形象更为便捷的门径了。专家们公认，萨满学对人类精神文化源头的认识、对宗教起源和艺术起源等方面都已经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人类学和萨满学研究表明，在欧亚大陆北缘的狩猎民族和美洲、澳洲原住民中普遍看到的萨满出神一类超常的心理现象，是直接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十分悠久的人类文化遗产。人类学家们在各地田野调研中搜集到的形形色色的萨满幻象叙事和梦幻故事，都是能够代表人类史前期的精神和信仰状态的活化石，这对于认识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过程中许多符号现象，解读古老的神话叙事疑难，具有极佳的参照作用。对于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一派而言，萨满文化的丰富材料，恰好充当着人文研究新方法论建构的“四重证据法”之第三重证据的作用，是能够给新发掘出土的上古和史前文物，即第四重证据，提供一种“再语境化”解读的珍贵参照资料。 我国传统国学的研究范式以文献研究为主。我们将传世文献作为研究者所能掌握的第一重证据。由于国学基本上忽略无文字的文化传统(甚至蔑称无文字者为文盲)，这就难免会切断历史传承脉络，湮没大量没有得到文献记载的古老文化真相，也使得文字书写传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严格限制着读书人的知识观念。四重证据法，基于当代跨学科研究潮流，旨在融合国学考据学方法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强调从二重证据(出土文字)、三重证据(非文字的口传文化与仪式民俗等)和四重证据(出土的遗址、文物及图像)整合而成的“证据链”和“证据间性”视角，重新进入历史、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旨在有效地融合人文研究的阐释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同时强调人类学研究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民间的活态文化传承)、考古学新发现的物质资料和图像资料。萨满文化无疑属于口传与非遗的范畴。哈利法克斯博士采集的这些各地萨满叙事的资料，本身就具有人类学的民族志性质。萨满幻象所代表的神话式的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具有一种超越时空地域限制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对于研究者而言，这样的材料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推论引导作用。 那么，具体而言，怎样才能让萨满文化材料发挥出求解古老文化现象的三重证据之作用呢? 在2018年12月“第二届中华创世神话上海论坛”上，笔者报告题为《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后统一中国———神话学的大传统视角》，所论说的是在五千年前给长三角地区带来一体化发展的良渚文化及其特色。当时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文化关键要素，在于遍布沪宁杭地区和安徽南部地区的玉礼器王权象征体系(玉钺玉璧玉琮玉璜组合)，尤其是统一标准的鸟神崇拜和神徽意象———头顶巨大鸟羽冠、中间为神人面、足为鸟爪的鸟人形象(图1)的普及流行。这一距今约五千年的南方神话意象，被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类似后世文明中一神教的信仰对象，也是后来商周两代青铜礼器上神秘的饕餮纹之原型。那么，这种半人半鸟的神秘神像，代表着怎样的崇拜观念和具体神话蕴含呢?四五千年过去了，今人的解说怎样才能更加接近或契合良渚时代的巫师萨满们用艰苦的切磋琢磨方式创制这类神徽形象的初衷呢? 4838.jpg) 图1 余杭反山M12出土良渚文化玉琮阴刻鸟人合体神徽。距今约5 000年 《萨满之声》第八章的一个梦幻叙事案例———南美洲瓦劳族印第安萨满的“黎明创世鸟”(creator-bird of the Dawn)故事，为笔者重新面对良渚神徽的解读任务，提供了“再语境化”的直接的帮助。 首先，今天的东亚洲人群中已经看不到头戴巨大羽冠的族群形象了，但是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印第安人恰恰是以头戴巨大羽冠而著称的民族，鸟和鸟羽之于印第安萨满的意义，或许更接近良渚巫师头戴巨型羽冠的原初意义吧。前辈专家学者张光直和萧兵等，都曾论述过史前期“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存在，良渚神徽的巨型羽冠图像的重现天日，必将给这个广阔范围的文化圈研究带来新的学术憧憬。将欧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放在整个环太平洋文化圈大视野中，最好的启迪就是改变以往那种作茧自缚的地域性视野限制，克服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和盲视的局限，在宏阔而切实的文化关联体系中重新审视对象。 其次，美洲印第安人的祖源是亚洲，在距今15 000年之前即白令海峡形成之前就已经迁徙到美洲。瓦劳族印第安人讲述的鸟神话，不是文学或审美的文本创作，而是萨满出神幻象中呈现出来的超自然意象。这样具有十足的穿越性质的神话意象，给良渚时代神徽为代表的史前图像认知带来重要的方法论启迪，那就是：不能一味地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逻辑排中律)去认识数千年前的神幻形象，需要尽可能依照当时人仅有的神话感知和神话思维方式，去接近和看待这些神秘造型的底蕴。而大洋彼岸的现代萨满的幻象体验，恰好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神话感知方式的穿越性和非逻辑性：A可以是B，也可以是C……准此，人可以是鸟，也可以是鸟兽合体，或人、鸟、兽的合体。良渚神徽恰恰是这样一种全然违反逻辑思维规则的多元合体的形象。尽管如此复杂微妙，神徽中的人面和鸟羽冠、鸟爪，都是一目了然的。其所对应的当然不是现代科学思维的“可能”与“不可能”截然对立的判断，而反倒是吻合较多保留着神话式感知方式的《山海经》叙事特色：其神人面鸟身，其神人面虎身，以及“鱼身而鸟翼，其声如鸳鸯”，“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身犬尾”等。人禽兽三位一体的想象，不是出于创作需要，而是萨满特殊意识状态下的幻象产物。 良渚先民创造出这样一种幻象中的鸟人形象，究竟代表着什么?当时人习惯的玉鸟和陶礼器上的飞鸟、鸟头蛇一类造型(图2)，还有玉器上模式化出现的“鸟立神坛”图像(图3)等，不仅在浙江的杭州湾地区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多有发现，在上海青浦的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文物上也是批量地出现。这不是五千年前“上海人”的神幻想象穿越三界的明证吗?由于后人对于长三角地区史前文化的无知，才会有大上海起源于二百年前之小渔村之类的当今流行说法。 如此看来，萨满的出神体验及其神幻想象，对于今天重新认识古老文化传统之根，是大有帮助的。认识到五千年前的长三角地区如何围绕着一种显圣物“玉礼器”而发展为一体化的地方王国，这对于重新塑造具有深度历史感的上海形象和长三角文化一体的形象，将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文化原型一旦得到揭示，创意想象就能找到依据和出发点。以下再细分三个层次展开鸟神话的分析。 4839.jpg) 图2 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良渚文化陶豆的飞鸟和鸟首盘蛇形象。距今约4 900年 4839.jpg) 图3 良渚文化的玉鸟和玉璧、玉琮上的“鸟立神坛”类图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