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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凿破鸿蒙：黎明创世鸟与河姆渡“双鸟朝阳”图象 瓦劳族印第安人萨满神话将神鸟意象与创世记的宇宙起源想象联系在一起，称之为“黎明创世鸟”，这个称谓分明指向三种想象中的关联： 第一，鸟和创世的关系：以往人们也知道以鸟为神的信仰在各地十分普及，许多的史前社会或原住民社会都流行鸟神崇拜，鸟形灵的信仰，鸟占的占卜实践，等等。但是，鸟崇拜如何与创世神话想象的创造主神相关，这则印第安神话提供出不可多得的参照意义。神鸟之所以获得此一殊荣，这和它的两个习性特征有关：其一是它为羽翼动物，能够飞升于广阔的天宇之中，这自然容易引发鸟为天上神灵与地上人类之间的信息中介者的联想。飞鸟，这种介乎天与地之间的生物，就承担起以天地开辟或分离为表象的创世神话想象之主体功能，“创世”母题与“鸟”母题就此结缘，成为所谓“创世鸟”。长三角地区有大量的史前图像证据(第四重证据)表明：这里的史前文化同样有可能催生出类似的鸟神创世观念。 第二，鸟和黎明的关系。印第安萨满神话叙述中，创世鸟这个专有名词的定语修饰词即“黎明”，等于将光明战胜黑暗或黑夜的伟业完成者，聚焦到创世鸟这个形象上。这显然是以日出东方的日常经验为想象原型的一种再创造。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创世神话所共有的时空发生程序：作为创世之前提条件，要先有黑暗不明的混沌状态，随后发生的创造过程，就通常可以表现为从黑暗中出现光明。这样表现的世界及万物诞生过程，原来就是以黎明取代黑夜的日常感知经验为其基本原型的。鸟类不仅可以给人类报春，还同样可以充当给人类报晓的符号功能。人类的作息时间表，通常会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定程序。先于人类从夜梦中醒来的，恰恰就是破晓时分的鸟鸣之声。“黎明鸟”的神话式联想观念，就这样应运而生。在一些古老文明的万神殿中，除了必不可少的日神、月神和星神之外，还会有专门掌管曙光现象的“黎明之神”，良有以也。西周金文的王者入宗庙叙事时间，经常出现在黎明时分的“眛爽”，即天刚蒙蒙亮之际，也是有其效法天道运行之依据的。黎明创世的神话表象，隐喻着光明凿破鸿蒙，这也意味着新时空的开辟，生命的更新或再生。金文叙事的第一句讲到王者都习惯用套语“唯王”，一般理解“唯”字是毫无意义的发语词，笔者认为是传统的误读。“唯”字从口从隹，隹是短尾鸟类的总名，“唯唯”代表神鸟的叫声。神鸟在上“唯唯”，人王在下“诺诺”，是领会神意的虔诚表现。恢复神鸟与创世的联想，将给甲骨文金文叙事套语研究带来新突破。这些当属第二重证据方面。 在创世鸟这个神幻想象的观念中，其实还潜含着诸多哲学意味的信仰和观念内涵。只因为有鸟人一体的想象存在，创世神话没有发展为哲学抽象化的宇宙发生论，反而留下生动具体的创世主神形象，并定型在太平洋两岸的萨满巫师们虚实相间的幻觉具象之中。虽然时隔千载，却依然可以遥相呼应，相得益彰：印第安神话用语言讲述创世鸟，良渚先民则用各种鸟形图像来表述。 第三，鸟和光明的关系———“太阳鸟”观念的再认识。在神话学研究中，一般理解的太阳和鸟的关系是，由能够飞翔于天空的大鸟运载着太阳每日自东向西的旅程。瓦劳萨满神话提示我们：除此之外，太阳也是黎明之光的光源，鸟的报晓功能同样能将鸟与太阳直接联系在一起，正如作为家禽的公鸡在后代人观念中牢牢占据着报晓之鸟的位置，甚至被比附为金鸡报晓的太阳鸟。瓦劳族萨满神话的主人公，既是人，又是神，还表现为动物。其主人公身份是“光萨满”，可见将三种成分统一在一体的直观意象就是“光”。 以上三种关系相互错综，对神鸟作为创世主的想象原型溯源，能够给出很好的打通式解释。从影响力的程度看，《圣经·旧约》中的《创世记》，应该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一种创世神话，通过两千年来的无数信徒们每个礼拜日的读经纪念活动，上帝从黑暗的混沌水面上创造出光明，随后创造出宇宙万物的故事，如今几乎已在全球范围家喻户晓。但是希伯来人的创世主上帝，虽然也有一个名字留下来———耶和华，但他却没有留下具体可感的形象。作为文明史上后起的人为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以禁绝偶像崇拜为其突出特征的。所以耶和华作为创世主的神话形象的内容，在《旧约》成书的那个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开始，就全然地被祭司们抽象掉了。这必然导致此一重要创世故事的叙述残缺。人类学家在南美洲原住民萨满幻象中采集来的“黎明创世鸟”这个神话意象，恰好可以弥补这个形象的空缺，让我们充分体会到如下系列问题的答案： 具象的创世观和抽象的创世观是如何依次发生的?孰为先，孰为后?孰为源，孰为流?其人类经验的基础又是什么? 抽象的创世观，在《旧约·创世记》叙述中是以上帝说出“要有光”这一句话开始的。上帝说到什么，就有了什么。这是一种言词的创世。其古老的信仰根源在于“言灵信仰”。萨满巫师们呼风唤雨的本领，也基于此种信仰。 具象的创世观，以瓦劳族印第安萨满神话的黎明创世鸟为创造主，这个意象也具有半人半鸟的合体想象特色，创世鸟不用语言，只靠思想，就完成了“心想事成”方式的创世工作。 一天，一个青年从东方站起，伸展开他的双臂，宣布他的名字：Domu Hokonamamana Ariawara，意为“黎明创世鸟”。他的左翼握着一只弓和两只颤动着的箭，右翼则拍打着自己的尾羽，发出嘎嘎的响声。他身体的羽毛不停地唱着只有在东方能听到的新歌。 他具有一种心想事成的特殊本领。当这只“黎明之鸟”想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立即出现：一个圆形的，白色的，由烟草构成的房子。它看起来像是一朵云。这位唱着歌的鸟摇着他的响尾走了进去。 接着他想要四个同伴；四个男人和他们的配偶。于是，沿着“烟草之房”东面的墙，为每对夫妻而建的屋子就准备好了。 要追溯这种创世鸟的经验基础也很容易，只要找出代表人类视觉之光明经验的日出东方的现象，就可大致清楚了。人类对曙光取代黑夜的现象，可谓日复一日，司空见惯。黎明取代黑夜的自然变化，年复一年，给人类经验首先带来的不是自然规律的认知，而是神话化的开天辟地想象———要有光! 总结以上分析可知：太阳崇拜，光明崇拜，黎明崇拜，鸟崇拜，创世主崇拜，这样五合一的神话观念结合体，完全隐含在萨满思维的黎明创世鸟神话意象之中，真是生动、具体而丰富，意味深长，用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来形容，实不为过。良渚神徽的鸟人神形象，是否可以做出同样神话原理的解读呢? 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我国学界对此神秘形象的现有解读中，已获得较普遍公认的有鸟神崇拜说、太阳崇拜说等多种相关论点，所缺乏的恰恰是萨满幻象式的变形与整合观点，一般难以跳出逻辑理性的“非此即彼”的认知误区，也无法意识到神徽鸟人形象与创世主崇拜之间的内在关联。 如果说上述萨满幻象中的五个神话要素也能够在七千年前的中国南方长三角地区史前文化中汇聚齐备，那将是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偏偏无巧不成书，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又称“鸟形器”)图像(图4)，就给这种可能性增添了厚重的压秤法码!就连良渚文化中最流行的通神者之标志物———人像头顶的羽冠或介字冠的表现模式之原型，也是出于河姆渡文化陶器图像。据此或者可以明确做出推断，中国本土这边也存在此种催生史前版的黎明鸟、光明之鸟或创世鸟神话观念的物质条件与信仰基础。头戴巨大羽冠的巫师萨满形象，是作为模拟的幻象中的神灵形象而塑造出来的。这种神徽形象特别突出地集中表现在良渚文化最高等级墓葬的玉礼器纹饰上，其墓主人既是当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人类学家所称的集神权与政权于一身的“巫师王”“祭司王”或“萨满王”。这座墓就是反山M12。其中出土的M12：98玉琮，器形硕大且制作精美细致，重达6.5公斤，被誉为良渚“玉琮王”；同墓出土的一件玉钺也是良渚玉钺中唯一的一件雕刻神徽形象的，被誉为“玉钺王”。这座墓和给墓主随葬的玉器文物，吸引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目光。 4839.jpg) 图4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象牙雕“双鸟朝阳”图像，距今约7 000年 “反山是出土神人兽面像最多的墓葬，计有M12：98玉琮8幅，M12：100玉钺2幅，M12：103瑁2幅，M12：87柱形器6幅，18幅完整神人兽面像的层次和构成完全一致，仅在细部的填科上有所不同。完整神人兽面像分为上部的神人和下部的兽面(实际上还包括下肢)，并以减地浅浮雕突出带介字冠帽的脸面和兽面纹的眼鼻嘴。”仅此一座墓葬的玉礼器上就出现同类型的神徽刻画18处，每一个神徽的精雕细刻都至少需要数以百计的阴刻线条，为该墓生产玉器其所需耗费的治玉工匠的劳动力，显得非常可观。是什么样的动力因素，驱使着良渚社会的领袖层人物不惜工本地追求这种神幻想象呢?目前看来，将这批玉礼器解读为良渚巫师祭神仪式法器的观点，已经得到较普遍的认可。 从图1中不难看出，所谓介字冠即神人头顶的巨型羽冠，其宽度足足是人头宽度的两倍之多。史前先民如果没有见过这样巨大的鸟羽毛制成的冠饰，他们会刻画出这样的神像吗?从现存的美洲印第安社会反馈而来的类似形象表明，凡是头戴巨大而精美羽冠的人，绝非等闲之人，他不是部落的萨满巫师长，就是酋长本人。萨满能够在幻象中看到的创世主神形象，以黎明创世鸟的命名保留在印第安人的口传神话叙事中，却也居然能在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时代被当时良渚国家的顶级工匠及时地刻画下来，并通过王权支配作用，定型为该古国的标志性神像，获得批量生产的殊荣。这一批神像玉礼器无声无息地沉睡在长三角一带大地之下数千载，终于在1986年的考古发掘中得以重现天日。其给今日文明人带来的无穷震撼，可想而知。三十多年来的神徽解读热潮可谓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出现的观点多如雨后春笋：龙形说、饕餮说、虎说、牛说、猪说、神人骑兽说，等等，几乎要将十二生肖动物一网打尽。 此外，学界也有一批学者经过多年思考，辨识出神徽具有人鸟兽三位一体的性质，并认定这是类似文明国家产生的一神教性质的神像，如王书敏指出：琮王神徽图像表明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出现了凌驾于众神之上的最高神，玉琮也成为这种最高神物的物质载体，成为良渚文化中的至尊礼器……它的出现，预示着原始宗教的终结以及文明社会系统性人为宗教的到来”。再如，刘斌提出准一神教说：“从整个良渚文化所包含的偌大太湖流域及至于更广大的地区看，对这一神灵形象的刻琢，除表现风格的差异之外，在对这一神灵的眼睛、鼻子和神冠以及相关的器形等方面，则表现出极其统一规范的模式，这种统一规范的模式，使我们相信，良渚人在关于这一神灵的崇拜方面，已几乎达到了一种类似一神教的程度，这种崇拜完全超出了部族早期关于图腾的一般概念，也决不是可以用单一的具体的某种动物来作为解释的形象。而是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更早的提炼综合，已根深蒂固地融入这一地区人们脑海中的一种神灵的形象。” 如果对照具有世界性的萨满口传神话，可知这类观点多少有些偏颇。从萨满信仰的普遍特质看，神灵绝不像在后世的人为宗教中那样重要，萨满作为人神中介，本身就有半神的性质。与萨满法事密切关联的，是先于神祇而存在的精灵，或称“萨满助手”，通常以动物形象出现。多数萨满叙事都要凸显精灵的超自然意义和非凡能量。如果把半人半鸟的萨满幻象(图5、图6)也看成是发达的一神教，那就容易混淆作为原始宗教现象的萨满教与人为宗教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良渚文化所处的史前期及其发展阶段和层次看，依然是原始性的萨满出神幻象的特殊产物，似不宜过分地向文明社会的人为宗教或一神教方面引申。不然的话，像图5所展示的云南出土的战国铜鼓上的鸟形灵萨满巫师形象，是否也要看成良渚文化一神教的隔代遗传呢? 4839.jpg) 图5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战国铜鼓图像：鸟形灵萨满巫师。距今约2 300年 4839.jpg) 图6 萨满持鼓身穿鸟羽衣飞翔于天图。阿勒泰地区岩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