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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满清的天人互变

http://www.newdu.com 2019-08-20 爱思想 朱维铮 参加讨论

    
    
    由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替明朝看守东北边疆门户的满洲首领努尔哈赤,趁明廷腐败深入骨髓,率先叛明“建国”,触发从边疆到内地的大规模内战,那以后满汉冲突便成为十七世纪中国的主要矛盾形式之一。
    冲突没有因为满洲入主北京而终止。相反,由于满洲统治者自始便如先辈女真、蒙古那样,甫入中原就热衷于建立征服者特权,圈占民田、八旗驻防,强制剃发易服,利用明朝降军为前驱,无论对于反明的“流贼”还是亡明的遗裔,都务必赶尽杀绝;而在南明永历王朝败亡之后,又仿效明初二祖(朱元璋、朱棣父子)兔死狗烹先例,用汉军以平三藩,结荷兰以灭明郑。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攻克台湾,而实现中世纪意义的帝国大一统。
    满清入主北京后的第二代君主爱新觉罗·玄晔,在位六十一年(1661—1722),死谥仁皇帝,庙号圣祖,圣者,通也;而据康熙规定其子孙熟读的《四书》界定:“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可知在清圣祖子孙眼里,这位创造帝国的二世祖,非但如《洪范传》所谓,“于事无不通”,而且洞晓以人为本,必须从亲其子而亲其宗而亲其同祖而亲其满洲而亲其所治“中国”而最终亲其君临的“天下”的波纹式圈层的道理。因此,这位清圣祖,尽管以否定鳌拜等满洲祖制不可改变论,开始他亲政的光辉岁月,却在南征北战而稳定帝国旧土新疆的同时,困于爱新觉罗氏皇族与满洲八旗权贵的层出不穷的内讧。他自中年就被自己的三十五个皇子由储位之争而结党营私的现状而感到支绌为难,最后被似乎唯知亲父又友于兄弟的皇四子所欺,以致死得不明不白,可谓对他自命仁且圣者的莫大讽刺。
    年号雍正的清世宗,在位仅十三年(1723—1735),却是以后满清君主独裁体制的真正开创者。怎么见得?第一他为掩饰得位不正,登极后即向自己的兄弟开刀,斩断了其父仍想恪守的“亲亲为大”的核心传统。第二,他甫即位,就接连炮制年羹尧、隆科多两次大案,将曾从内外两方面支持他“夺嫡”的文武领袖通予诛除。第三,他即位后面对朝野的舆论攻势,即说他弑父、夺嫡、杀兄、屠弟等等,非但不回避,反借曾静投书川督岳钟琪事件为契机,掀起大狱,亲自主编《大义觉迷录》,将 已死四十年的浙东八股学者吕留良,当作背叛两朝忠君传统的靶子,依据孔孟程朱教义狠批。第四,他在位期间屡兴文字狱,尤以钱名世案最令满朝臣工恐怖。这个浙江人钱名世,是清修《明史》真正作者万斯同的高足,却因在康熙晚年写诗赞赏年羹尧平定青藏叛乱有功,竟被雍正“怀疑诛忠”受牵连,亲书“名教罪人”匾额命其榜于大门,还强迫朝廷满汉大臣每人作诗一首对其痛骂。那以后朝野士夫,谁敢再像钱名世与当朝文武大吏交往? 第五,自雍正强化康熙晚年的密折制度,鼓励朝廷和各省高官告密,造成满朝文武大员互相猜疑,唯恐一言不智,即成政治对手攻讦的把柄;此后满清帝国上下,说假话而以官僚瞒上欺下为特色,实不足奇。
    由康熙晚年到雍乾二朝,时达百年,满清帝国较诸同时代的欧洲,没有全面内战,没有权力争夺所致帝国地震,相对于汉唐元明,政权稳定可谓空前。
    岂知历史总在走自己的路。与十八世纪欧洲动乱不已相较,满清帝国可谓稳定压倒一切。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堪称中世纪初秦始皇肯定李斯的“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设计的最高表征。但很不幸,就在乾隆帝自诩文治武功已臻“十全”之际,潜伏民间的异端,统称白莲教的造反势力,已在川楚诸省蔓延。举国上下皆知其威胁,唯独年届八旬的乾隆皇帝懵然不知。
    乾隆帝自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登大宝,时年二十五岁,当然没有遭遇乃祖乃父都曾面对的“储位之争”。也因此使他愈年老愈忘乎所以,自乾隆中叶发誓不再立皇后,同时也不再秘密建储。直到他八十五岁,因日月继蚀而畏及天命,欲借“内禅”欺骗鬼神,匆忙将君位授予满汉混血儿的皇十五子,自称太上皇。却不料时过三年,便“龙驭上宾”,又不料死仅三天,其指定嗣君嘉庆帝便发动宫廷政变,将先帝宠臣和珅,福康安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然而嘉庆帝显然被自己的行动吓倒,更被和珅遗下的巨额财富迷倒。于是在迫使和珅自缢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下诏“咸与维新”。难道他改革旧法而实行新政么?不然,就在嘉庆亲政(1799)那年,有个应诏复出的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便上疏控诉前朝思想专制,不料引发时君大怒,斥其借古讽今,下狱论死。而皇帝终畏清议,将洪亮吉发配新疆。然通过此案,第一反证嘉庆及其子孙“咸与维新”的虚伪。第二反证自嘉庆及其子孙道光、咸丰等,屡次下诏求直言,实则只求趋时媚俗之言。第三反证清廷不容臣僚思出其位,即使按等级向直属上级进言,如涉及国家大事,也属子思出其位。因而洪亮吉以言获罪,吓阻士人噤声大半世纪,是必然。
    前揭满清自顺治到嘉庆五朝,皇帝凡遇天灾人祸,常下“罪己诏”。即如越老越拒绝臣下批评的乾隆帝,仍怵于“天谴”,于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迭见日月继蚀,而恐惧修省,自称或因违背六十年前对天地祖宗的誓言。因为乾隆帝即位初对天地祖宗立誓,祈求神灵护佑,保护今上长寿而英明。他将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一月蚀,正月十五月蚀,视作上天示儆,是对他六十年前向神祗祖宗立誓的一种违誓必受惩罚的预警。这在今人看来,或很可笑,但今人能逃脱天地降下的灾难么?日晕、地震、火山、海啸、洪涝干旱等等,假如人类保持谦卑,时时对自然恐惧修省,那么还敢扬言“天变不足畏”吗?
    也许千年前王安石宣称的三不足畏(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应该又信又不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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