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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又一巧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与西方民俗学者相比，中国民俗学者在理论上的觉醒并不迟缓。但是，重理论探讨，轻实践应用，中国美国，情形类似。这不能不说又是另一巧合。 1.中国的状况 在中国，从古代的采风到现代大规模的十套集成编纂，民俗资料收集从未间断。近代中国的学术性民俗收集，曾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地形成了民俗资料收集的中心。虽然民俗中“民”的因素逐渐得到重视，但是，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民俗学界跟美国相似，在民俗资料收集过程当中，有“俗”无“民”、重“俗”轻“民”的情形同样存在。从1918年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到1958年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规定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其间的民间文学收集都仅限于民俗的文本收集。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对“三套集成”的普查方法有非常详细的要求，段宝林称“如此详细的规定，确是很好的‘立体描写’记录方法，其内容已大大超过了以往，如能严格执行，则科学性、文学性都甚高”。而且这些原则也得到日本、澳大利亚民俗学者的赞赏，以为国际领先。但是，早在2003年(“三套集成”尚未完成之时)，段宝林就已发现：“虽然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已要求‘立体描写’，但因普遍认识不足而落实不够”，这是因为“从事三套集成工作的人，大多对立体性和立体描写缺少认识，以致真正按立体描写进行采录的尚为凤毛麟角，留下了很大的遗憾，这说明理论普及工作的重要……”。“三套集成”的收集编纂历时28年(1981——2009)之久，但文本之外只有对文本流传地域、演述者年龄和身份、采集者年龄和身份的简单记录，偶有立体描写，已属难得。这种记录结果与美国民俗学家20世纪上半期的做法别无二致。段宝林也曾在2008年说“对于这种新的理论成果，真正能够认识并且运用来进行调查采录的还是比例不高”，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到他的痛心和无奈。 2.美国的状况 在表演理论的发源地美国，这种实践落后于理论的状况同样明显。以谚语的收集为例，邓迪斯在1964年就曾谆谆告诫说：“语境的收集对所有民俗体裁都很重要，但对谚语和手势来说尤为不可或缺。然而，大多数谚语集仅仅提供文本。这是没有语境的谚语集。谚语，作为用词固定的民俗体裁的一个典型，必须得用原来的本地语言记录下来，这样，文本表面形式才能得以保存。”但是，沃尔夫冈·米德尔(Wolfgang Mieder)在42年之后(2006年)说：“遗憾的是，此文发表40多年之后，没有语境的民俗收集册并无多少改观。” 邓迪斯是“民族志式的描述”的提出者，但他作为典范来示例的《土耳其男孩对骂韵文的策略》并没有让同行满意。此文发表9年之后，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威廉姆·C·西克曼(William C.Hickman)在《再论土耳其男孩对骂》一文中称：“可惜邓迪斯的研究有这一点不足：关于原始资料(或者从广义上说，材料的‘语境’)，他没有给出充分的信息。这样一来，这些机敏的应答在何种程度上是临时产生的、在何种程度上是众所周知的‘标准’回答，这就不清楚了。”学术研究固然难以尽善尽美，但邓迪斯文中的明显缺陷的确说明操作之不易。 3.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必然原因 至此，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东西两位民俗学家达成一致的、言之成理的理论为何却不能大范围地有效实施? 也许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民俗学者自身在理论认识上的不足。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按照邓迪斯的观点，归根结底，仍是“民”与“俗”的分离；按照段宝林的观点，是因为调查者“尚缺少人类学、民俗学田野作业与民间文学立体描写的一些知识，不大了解深入调查的技巧”。 而施爱东这样批评中国当代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状况：“我们一再强调说，记录文本时要全面、科学、客观，要记录讲述者的种种背景、形态、语态、故事的背景、听众的反应等等，听起来很有道理(也肯定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讲述者或听众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文化程度在我们的研究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了这许多的资料后，有谁用过这些资料吗?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认识吗?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去用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没有提出过问题，没有理论上的需求，只有想当然的形而上的要求。” 这样的论断过于绝对，但却提醒我们，当前的民间文学研究正徘徊在一个循环里：缺乏语境可能会导致文本研究的浅陋和片面，而大量的文本研究看不到语境的可能用处。这样，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对于脱离语境的文本研究还是对于详尽琐碎的语境记录，“民族志式的描述”和“立体描写”都变成了无关痛痒的空洞口号。 我们还应该看到，总是被当作民间文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作家文学，其“语境”对于理解其自身同等重要。在理论上，孟子早已有“知人论世”说；在实践上，诗文系年之类的考证并不鲜见，与“民族志式的描述”或“立体描写”异曲同工。语境的收集并不限于民间文学，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果视其为民间文学或民俗独有，有坐井观天之嫌。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地追求语境，是否也暴露了民间文学研究的短视和狭隘? 此外，我们还有这样的疑问：“民族志式的描述”与“立体描写”没有广泛得以实施，除了人们的理论认识不足、怀有偏见、实际操作不易等理由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它深层原因? （本文刊载于《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5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