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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前瞻 刘魁立曾经认为：“我们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对民间故事家、歌手对民间文学作品口头流传的具体过程、对讲述过程对讲述者的制约情况，特别是对听众的作用，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对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流传环境（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文化—民俗环境）及其对作品的影响的探讨，也很少见。……当民间文学还以旺盛的生命力活在人民口碑之中的时代，我们在民间文学的动态研究方面应该而且能够做出应有的成绩来。”这些问题在未来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中仍然是重中之重。通过我对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和讨论，我以为未来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讲述研究 我国先前的民间故事研究，太多地依赖书面记录的文本。我并不是否定书面文本的重要性，而是说我们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不能囿于被记录的文本。书面文本与活跃在讲述之中的民间故事相比不仅信息缺省，有时甚至完全是记录者、搜集者或整理者的声音。在我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三套集成中有些文本并不一定是采录者一字一句通过录音记录下来的。因为当时是国家下达的任务，文化局的人员就开始动员学生、文化馆的干部来交多少则民间故事过来，并且有一定的数量规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编辑县或最基层的“集成年”，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故事来源是已经发表的文本，就是把20世纪50年代或者80年代之前发表的民间故事文本搜集起来，所以说纯粹依赖民间故事书面文本进行研究就会有些问题。今天我们的研究，只注意到了两端：一端是讲述人讲述的过程，另一端是被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的文本。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中间层，就是搜集者、整理者的工作。我们只重视作为结果的民间故事，而并没有把它作为过程的民间故事，但是结果和过程之间作为中间层的民间故事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怎么被整理的，怎么被改编的，怎么被流动的，我们都没有很好地去讨论。所以说，对搜集者、整理者、翻译者的关注，对我们未来的民间故事的科学研究是有帮助的。 突破文本就需要我们亲自去调查，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但是，我以为还很不够。比如对于女性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研究许多凭借经验认为“母亲、祖母或外祖母几乎都是代代相续的故事传承人，这是母性特征十分明显的事实”。然而，我通过调查发现，婚姻对女性传承人的口头叙事有着重要影响。以孙家香为例，她在结婚前，主要是与女性一起讲述故事，讲述的内容女性特征明显；而结婚后，她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传统的男性社会的活动中，其口头叙事就包含了男性叙事的特质，其女性口头叙事也就不纯粹是女性色彩了。 民间故事讲述研究，让我们能够理解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真实生活图景。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可以将民间故事传承人的传承线路、每一个民间故事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从民间故事讲述、传承和故事记忆本身来看，民间故事传承人不可能将每一个故事由谁跟他讲的，从哪里听来的记得清清楚楚。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来源是多元化的、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同一则故事可能听过多人讲述，也可能在不同时间听过这个故事，因此，传承人对于民间故事的记忆往往是一些故事中的关键点，以及近期生活实践的作用。依靠记忆讲述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对它们的来源记忆更多是模糊的，或是近期时间进述的实践活动。 民间故事的数量是可以计算的。这种研究我们做得很少，我们认为民间故事丰富，那么，一个村落的民间故事究竟丰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为经过长时段的讲述调查，对于一个传承人来讲，讲述故事的数量可以把握。对于一个村落来讲，民间故事数量同样可以把握，民间传统故事有限的数量是与整个村落社会中村民的生活、追求、价值观有关联性的。也就说，他们现在的生活世界与其建构的故事世界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有限的故事主题和传统，让我们看到了村落社会的精神世界和同质性较强的传统生活。因此，我认为村落的叙事传统是有逻辑的，这种逻辑是基于村民生活的一种追求。 民间故事传承人讲述现场研究需要加强，这就涉及语境、观众与听众的关系问题。目前对同一个传承人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讲述同一个故事的研究文章还很少，大部分学者还没有意识到民间故事传承人每一次讲述的重要性。变异性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之一，民间故事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它常是不定型的。即使是同一个人讲同一个故事，面对不同的人讲，在不同的语境下讲，讲述内容和讲述方法总是不尽相同。每一次的故事讲述只是一个故事发展历程的一个瞬间。但无论是哪个瞬间，都体现着这个故事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传承特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记录也要继续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民间故事传承人被发现，其中一些杰出的传承人已被学者们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但是还有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并没有发现出来，其民间故事也没有记录下来。 （二）民间故事传承人与听众关系研究 一般来说，故事讲述者是传承主体，听众是传承客体。然而，在具体讲述过程中，传承主客体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故事家只有在讲故事时才是传承主体，当听众时就成为传承客体。听众的现场反应、情绪状态、即兴插话等，会对讲述者的讲述产生一定影响，好的讲述者会根据听众反应，对讲述内容、语言、现场动作等适时做出调整，所以说听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讲述者对故事的选择。此外，故事讲述还应该适应听众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文化传统。这就是说，民间故事讲述是村落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可以交流、可以理解的、可以分享的。在故事传播过程中，传承人一定会与喜欢故事的听众，结成一个相互依存，并具有互动性的传承关系网。在这种关系网中，听者与故事传承人表面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实质上则是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传承人的角度，很少去关心听众，传承圈的构成同样需要听众圈，因此，不去研究听众圈是不合适的。传承圈的研究我们做了很多，18世纪关于文化圈的研究，跟它就是有关联性的，包括后来乌丙安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论中国地方风物传说圈》。我认为民间故事传承圈意味着一个传统圈，这个传承圈一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可以交流和互动的，理解故事、交流故事的基础就是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对于民间故事来说，这个传统与语言有关，只有在一个方言区内，我们才能交流，故事才能在生活中发挥一些作用。但是，这个传承圈是有不同的内容的，比如说这个传承圈里有些人会讲笑话，有些人会讲神话，有些人会讲传说，于是会形成不同的讲述兴趣，由此构成传承圈内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传承人讲述的特点和对故事内容把握的个性化，就会形成一个听众圈。反过来，听众圈又强化了传承圈的特色。或者说听众在不断地刺激传承人、讲述人对这个特点的把握和凸显。因此，我认为传承圈和听众圈是互动性的，他们之间是有影响的。在未来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中，传承人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需要好好把握的。 （三）民间故事传承人当代意义研究 民间故事传承人，是村落社区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同时，又是村落文化建设、发展的引导者，在他们身上保留了村落社区的主要故事，成为文化传统关键性的携带人。村落、社区故事现象与传承人的关系研究需要加强。“据湖北王作栋先生介绍，他在搜集刘德培老人的故事时，就发现在刘德培的周围，起码有五个甚至更多的能讲百则以上的故事讲述家。”在我对都镇湾的调查中，只要我把孙家香的故事全部记录下来，孙家香所有的故事在社区里都有流传，反过来，社区里所讲的90%以上的故事孙家香都能传讲，这就是传承人的文化魅力和传统力量。传承人不仅承载了村落社区的叙事传统，而且在有些程度上是引领了村落社区传统建构的方向。中国的民间故事从来就没有缺席文化建设，一方面在建构一种精神世界，这种精神空间是基于我们生活世界的一种需要；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世界会引导、刺激、弥补、消减我们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种需要、一种苦痛。因此，在今天村落社会变革的时代，我们是应该倡导民间故事传承人发挥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说新时代的传承人跟传统传承人是有区别的，并且新的村落空间里的故事传承的方式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我们要随时关注当下的情况。我们学者的研究，既要对过去的传统有所梳理，同时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应该立足当下和朝向未来的，提出并回答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有意义的真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传统村落、社区转型的时刻，这类民间故事传承人在村落、社区中的关键性影响需要研究，需要将民间故事传承人与新的村落建设、新的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发挥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核心带头作用。 对故事传承人与文化传统互动关系的研究，是当今传统村落转型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这个问题有所涉猎，钱正杰在其所撰文章《国宝何堪当草芥集成岂敢失良机》中指出：“故事家传讲的故事，无不具有强弱程度不同的两种力：一种是对外的辐射力，一种是对内的向心力。这两种力交织成一种磁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磁场，吸引了人数多寡不等的听众，组成了一个自发性的群众故事涵盖面。”钱正杰所说的“磁场”就是村落文化传统的集中表现，杰出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往往代表一个集体的口头传统，他们运用自己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和高超的现场讲述水准抓住村落中的听众，通过故事讲述中的互动互融来表现记忆传统和重建生活。 通过对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回溯，我们的研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也留下了许多需要进一步回答和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应该以新时代的方法、立场和责任去正视和推进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出现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大力培养杰出传承人，但是我们要正视今天的传承人和传统传承人之间的区别，运用超越于传统的方法和理念，去看待今天的传承人。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