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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琳达•戴格：“神奇记忆”的真实性与相信性从哪里来？ 琳达•戴格是国际民俗学界最重要的传说研究者之一。她独自以及和丈夫瓦兹索尼一起合作撰写了大量的有关传说的论文与著作，在航柯、蓬提开嫩以及其他欧洲民俗学者对“神奇记忆”的研究基础上，他们对冯•西多的原初定义进行了拓展。两位学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对“神奇记忆”概念的多层次讨论。 1971年这两位作者合作了《传说与信仰》一文，开始研究讲述者的相信态度对传说中信仰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参与传说过程的讲述者可以分成很多种，相信者、漠不关心者、怀疑者、不相信者以及反对者。这一分类中不同的人各自都参加了传说形式的形成以及传播的过程，他们将这个过程路径称为“传说管道”（legend conduit）。但通过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叙事者本人（所持的特定）信仰并不是传说传播的条件与前提。遵从、怀疑、不相信、直接反对都不能阻止传说借助传说过程（legend process）以及传说管道而成为一种现实存在（existence）。 既然参与者个人的（特定的）信仰被证明与人们相信传说的讲述（注：笔者命名为相信性）无关，那么传说中一般的相信性就应该成为研究目的。 1974年，《神奇记忆与元神奇记忆》（“The Memorate and the Proto-Memorate”）一文发表，他们开展了“神奇记忆”与相信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两位学者探讨了冯•西多原初定义中的“个人”成分。一开始他们就抓住了蓬提开嫩所提出的“传播”（transmission）标准，因为按照蓬提开嫩的理解，“神奇记忆”不会只是第一手讲述。因为讲述者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要求听众不继续讲述这个富有新奇性的叙事。因此，这会形成两个（传播中的）讲述链条。一个是亲身经历超自然力量者的讲述链条，一个是由听众转化为讲述者的传播链条，那么一则“神奇记忆”至少会有四个人知道。通常“神奇记忆”的传播并不会只到这四个人为止，这样最终它们一定会变成“虚构传说”。但也有学者证明，“虚构传说”会以第一人称的“神奇记忆”来讲述。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需要辨明神奇记忆是如何令人相信的；二是那些用第一人称讲述的虚构传说，是不是也存在相信性。 琳达•戴格夫妇提出，相信与否更多地依赖人们的心理感受（sense）。借助作为法学家的瓦兹索尼的专业知识，他们对第一个问题的论证使用了法庭辩论这样的场景来帮助实现的。他们认为，假定一个人在法庭上的证词是被采信的，那么原因在于他诚实可靠，这是由于他的一贯被大家认可的表现而决定的。所以当他说他“见到一个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大家会相信他。但是另一方面，当他说这件事是从我的朋友、甚至是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的，那么可信性就会下降。但是由于他一贯的行为，人们不会质疑他，只会质疑朋友的话。“（他）这样说算证据吗？”会成为听众理解每个打上“真实”标签的陈述时心中的一个没有说出来的问题。 “神奇记忆”的接受者也是如此。他们也会问：“证据在哪里？”传递给接受者的可见证据越肯定，他就觉得这个故事越真实。“我自己亲眼看见的”看上去就容易相信；“我父亲说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也还可以接受，但是“我父亲从他的父亲那儿听说的”就为怀疑打开了一扇门。因此，琳达•戴格和瓦兹索尼得出结论：“离所观察的信息源越远，真实性就越弱。” 戴格和她的丈夫借用法律界对证词处理的传统和推断是非常别出心裁的。他们敏锐地指出了第一人称叙述与听众相信性的关系。叙事风格（比如以第一人称叙述）能够帮助传说及其相关体裁让人相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讲述者在讲“虚构传说”时，也使用第一人称的问题。即便是那些没有使用第一人称的“虚构传说”，为了寻求使听众相信，一定会有一个类似“神奇记忆”的经验性前提。这种没有讲述出来却真实存在的前提，琳达•戴格夫妇把它叫做“元神奇记忆”（proto-memorate）。它是由研究者在语境中推论出来、被讲述者设定的（postulate）的一个存在。因此，“虚构传说”在实际的演述中也有“神奇记忆”的风格，同样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个人经验”（personal experience）的叙事，这就解答了第二个问题。 这样，不但（拥有真实性特征的）“神奇记忆”≈“虚构传说”，二者和民俗学者所定义的传说（legend）也是一致的，这一论断不仅在体裁的理论探讨中成立，而且在实际的讲述中也成立。 以现代的眼光观察这一时期琳达•戴格的研究，她实际上是想借助对“神奇记忆”的概念的辨析，了解为什么听众会相信传说。在她后来的研究中，琳达•戴格更是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冯•西多所细分的各类传说体裁，包括“神奇记忆”与“虚构传说”，都是以信仰（belief）为内核的叙事，也就是信仰传说（belief legend），甚至进一步也可以将作为定语的“信仰”都放弃了。a信仰是“传说”最基本的构成部件，大部分“神奇记忆”和“虚构传说”都是取材于信仰传统，也就是说，它们的叙事母题都来自“传统”，很少能够见到格兰伯格所说的第一类“个体的内容与形式”的“神奇记忆”的存在，于是，传说的分类问题在她这里被一元化了。 三、“神奇记忆”概念对当今传说研究的意义与启发 1.作为民众知识工具的“神奇记忆”体裁及其重要价值 在民间文学的传说学研究中，一直以来占优势的是格林兄弟的传说概念（Sage），它虽然包含了“史实性”的特征，却没有对其中的“真实性”与“相信性”进行更深层次探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内容”为导向的研究逐渐演变为以“交流”和“表演”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们认识到，实践中人们的传说讲述活动，除了有以虚构、娱乐为特征的叙事以外，还有大量以信仰为中心的真实性话语讲述。学术研究的价值之一在于厘清日常生活不能清晰界定的活动，“神奇记忆”概念的提出，恰好为这些类型的讲述活动提供了科学化的形式命名。 因此，“神奇记忆”概念的出现具有知识论的创造价值。它解决了传说研究脱离田野与语境的弊端，让类型化的传说与无定形的日常叙事之间的大片领地有了可以识别的特征。通过对这一术语的探讨，民俗学家让人们了解了传说类型化的过程，并且也了解了民众关于信仰的认知活动及信仰本身的建构行为。这个术语以及通过探讨它的实用性和边界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对我国的传说研究同样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个人知识的重要价值及其在学科体系中的回归 时值21世纪初的今天，关注个人知识已经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趋势。在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看来，理论知识是客观性的，然而它与“我”（个人或个体）无关，但知识的最大价值却在于个体的“识知”（knowing）。对“神奇记忆”概念及相关的“集体传统、个体传统”的研究，会启发民俗学研究者不但要去关注已形成的文化传统，也要重视民众在传承中的个体经验与实践，也就是“识知”的意义。这种努力在不少国家的民俗学者的研究中已经开始显现。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05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