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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则有关“无文字”产生的神话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拉祜族及藏缅语族对文字的想象和文字对他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围绕着叙述主体（民族/族群）、文字来源、丢失的原因、相关民族等要素（如下表），解读出里面包含的两层意思：一是这些民族本来是可以有文字的，但是因为“被吃掉”，导致“无文字”或“文字的丢失”，日本民族学家大林太良教授把这类神话称为“否定型的文化起源神话”(13)；二是神话中涉及的“文字”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天神赐予的、属于外来的物质。  二、有-无文字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一）文字与西南边疆族群政治 上述拉祜族等四个藏缅语民族在叙述文字产生神话时，不时涉及其他民族。比如澜沧江西岸拉祜族的神话中，涉及佤族、傣族、哈尼族、汉族，均为历史上与拉祜族关系密切的周边民族；在有-无文字神话叙事文本中，隐藏着区域社会权力结构。同样逻辑也反映在傈僳、哈尼等民族的神话叙述中。因而文字丢失的叙述反映了神话产生或转述时的族群政治关系。 拉祜族的第一个神话叙述中，天神厄沙分文字给人类各群体的时候，拉祜、阿佤（佤）、爱伲（哈尼）人的文字刻写在能吃的物品上——牛皮、牛肚子、粑粑、布匹上，这些都是山地民族的衣食物品，隐喻为生存所需的物质性条件。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文字与这些物品一起被吃掉了，所以拉祜、阿佤、爱伲诸族群变成了没有文字的民族；而与他们相对的傣族、汉族的文字刻写在贝叶、树皮、竹片和纸上，因为贝叶、树皮、竹片和纸与这些族群的食物没有直接关联，所以他们的文字得以保留下来。同样在傈僳、哈尼的神话里，文字都被吃掉了，而与他们相关的民族汉民族的文字因为不是食物得以保留下来。在这几则神话中，与文字有-无结构相对应的是汉族、傣族等这些有文字民族同没有文字的拉祜、哈尼、傈僳等山地藏缅语诸民族构成的政治权力的二元对立关系。 对于无文字民族来说，口传/民间文学可以反映出该民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若将有无文字的对立性与民族关系放置到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脉络下来理解，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立性跟权力和统治联系在一起，即有文字的民族是统治者，无文字民族是被统治者。比如傣族土司和中央统治者（汉）管理着拉祜、哈尼、傈僳等民族，汉族在这些民族的印象里就是中央统治者的代表。从族群地理生态分布上也能看出这种结构关系：前者是低地、平原上居住者，后者则住在山地、森林中。 关于文字如何在统治机制中发挥作用，中外权威学者已有论述。列维·斯特劳斯从反思现代文明的角度出发，根据西方文明与非西方野蛮的二元对立认识观的结构分析，认为书写文字的创造不仅是为了巩固知识，更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强化政治统治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伴随书写现象而存在的总是城市和帝国的形成。(14)张光直先生考察了前文字时期的礼器——九鼎，他发现这种神器既是重大仪式的象征，也是记录重大事件的载体，因此九鼎被认为是古代社会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这种刻画文字结合知识产生的权力效应，因为知识传承自祖先，仪式专家通过这些刻画符号与祖先沟通，于是他们亦成为具有权势的社会阶层。张光直先生因此认为文字（刻画符号）是“通向政治权威的路径”(15)。 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文字是权力的符号，低地水稻国家是文字的中心也是权力的中心，无文字的山地民族游离于这个中心，或被吸纳或被排斥。神话思维给予的启示是这种权力状况是自己造成的缘故，是主动“吃掉”文字的结果，形成一种文化机制解释为何被统治的原因。 斯科特认为山地社会的传说、仪式和政治可以被理解为与他们心中庞然大物般的谷地国家的对话和争论。(16)山地原始神话逻辑揭示了山地社会与谷地社会之间的亲属关系。在许多山地传说中，他们声称自己曾经有国王、书、文字，而且也在谷地种植水稻，这实际上是说他们最初有着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的地位后来丢失、被谷地人背信弃义截留或被偷掉了。 上述神话表明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划时代标志，它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从空间上看，不同人群是否掌握了文字和书写能力，成为统治与被统治的一个工具，无文字的族群被贴上“野蛮人”或“落后”的标签。奇怪的事，神话叙事的主体是无文字民族，这似乎表明他们接受了无文字带来的后果，白责及接受“神授”安排的无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