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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关 键 词：钱大昕/疑古惑经/经史关系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清代《史通》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YJC770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海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人，考据学派最杰出的代表学者之一，治学领域极为广博，尤以史学精湛而著称于世，被誉为清代史学第一人。①长期以来，钱大昕一直被人视为考据大师，但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钱氏并非专言考据，而是“借着讲经论史，颇有以古喻今，批评清王朝施行政治的微言”。②检阅钱大昕关于《史通》之相关评论，可以发现其背后同样寓有现实关怀。关于这一点，学界目前尚未注意及此。③笔者拟从钱大昕对《史通》一书的征引与评论入手，透视其言论背后的意蕴指向，进而以钱氏为中心梳理乾嘉时期“《史通》研究学圈”的形成，考察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竞争关系。 一、“志在避祸”：钱大昕对“疑古惑经”的解读 通过梳理钱氏著作，可以发现，他对《史通》一书极为熟稔。这体现在征引之频繁上，以《十驾斋养新录》为例，其中即有“竹书纪年”、“晋书叙例”、“南齐书序录”、“何法盛书”、“王劭齐隋二史”、“文选”和“史汉目录”诸条，《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潜研堂文集》中也曾多次征引。对《史通》征引如此频繁，一方面当然与钱大昕广博的治学风格有关，钱氏治史主张广涉博览，极力扩大史料范围，曾自言：“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④但更重要的还是治史理念的契合，简而言之，即刘知几“实录直书”与钱大昕“实事求是”的主张，极为契合，虽然一用之史书撰著，一用之史书考证，致力之端虽有区别，但忠于历史原貌的态度并无二致。⑤ 钱大昕关注研治《史通》，侧重点有一个明显转向：早年多将其视为考证之资作为文献资料加以征引，晚年则直接就《史通》加以评论，极具思想意蕴。此评论针对《疑古》和《惑经》两篇“诽议上圣”的文字，推测刘知几撰此两篇的动机在于“避祸”，其文曰： 刘知几沉潜诸史，用功数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为史官，再入东观，思举其职，既沮抑于监修，又见嫉于同列，议论凿枘，不克施行，感愤作《史通》内、外篇。当时史局遵守者不过贞观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之例，故其书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辄加弹射，又恐谗谤取祸，遂于迁、固已降，肆意觚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诽议上圣，阳为狂易侮圣之词，以掩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诸外篇，窃取庄生《盗跖》之义。后人大声疾呼，目为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论，要之蚍蜉撼树，言匪由衷，柳翳隐形，志在避祸，千载以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不然，六经三史，模楷万世，夫岂不知叔孙之毁，无伤日月也哉？⑥ 据《钱辛楣先生年谱》记载：嘉庆八年，钱氏76岁之际，曾撰《跋史通》一文。《潜研堂文集》中未见收录，或许即为此文。而此文作于钱大昕晚年，可视为钱氏对刘知几的“定论”。钱大昕从刘知几所处时代背景与生平经历出发，分析其著述主旨在于确立纪传体撰述规范，因指斥本朝敕撰史书之处过多，恐招致祸端，所以藉诋诃古人、诽议上圣的行为掩盖诋毁本朝之痕迹。同时，将《疑古》和《惑经》两篇置于外篇而非内篇，这样的篇目安排也是此动机的表现。钱大昕推测刘知几诋诃古人、诽议上圣之举动完全是言不由衷，是志在“避祸”。 这一解说颇为新颖，迥异于传统观点。《史通》问世以后，自晚唐至清，因“疑古惑经”非圣无法而横遭指责，刘知几也因此被视为名教罪人，不获谅解，指斥者代不乏人，如柳璨、苏鄂、赞宁、孙何、张唐英、陆深、焦竑、张鼎思、胡应麟、郭孔延等人，几近众口一辞。进入清代，黄叔琳评价：“《疑古》一篇似是有为而发，不应悖谬至是，惜哉，为全书之玷!”⑦虽然怀疑刘知几是有为而发，但他并没有追进考察，仍然持以贬斥态度，并在尹嘉诠鼓动下，欲删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的“五虚美”部分。⑧在钱大昕之前，为刘知几解脱辩护者，仅有浦起龙一人而已。 浦起龙撰《史通通释》，曾就刘知几“疑古”动机加以推测，认为：“通观十条，显斥古圣，罪无辞矣。然读书尚论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之。知幾眼见近古自新莽始祸，以及当涂、典午……讳诛伐为恶声，掩揖让而护迹。凡资口实，率附陶姚。于是古帝前王，青天白日气象，尘错雾塞，五六百年于此矣。作者侗焉，假号汲坟之荒简，反兵孔壁之遗编。所伤在二姓改玉之交，所影皆九锡升坛之套。其意盖曰古圣且蒙疑谤，此事谁容售欺，凭伊借面有辞，至竟隐形无地耳。其所提防，盖在于此。”⑨他认为刘知几“疑古”在于以古喻今，讽刺禅让之虚伪。浦起龙提出：“此等书，怒其非圣无法，而严为摈者，谊人之辞也。会其读史寄愤，而悬为解者，晓人之辞也。徒骇其拂经横议，而出我巾箱剩语，与之讲是对非，则痴人之辞矣。”⑩ 钱大昕推测刘知几“疑古惑经”的动机在于“避祸”，与浦起龙的观点结论虽然不尽一致，但思考路径却惊人的相似。(11)就其解读来说，浦起龙“借古喻今”过于牵强，我们从《史通》中很难读出此意。(12)浦起龙为刘知几辩护，只不过是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偏袒，借以自重而已。然而钱大昕这一推测是否符合刘知几本意呢？后人意见颇为纷歧。赞同者如清末黄本骥认为：“及读《唐书》本传……始知子玄仕当武韦之朝，牝鸡晨鸣，玄黄易位，愤激于中，有为而发……盖皆不平之鸣，而非由衷之论。然则读是书者，当如《南华·盗跖》诸篇，作寓言观，存而不论可也。”(13)李慈铭也认为：“况子元学识冠绝史家，其议论间有偏戾，乃恐以讥毁国史获罪，故托于讆言，遍诋经籍，诚不得已而言，昔贤论之甚详。”(14)李慈铭所言“昔贤”，即指钱大昕。逯耀东先生更是直接指出：“钱大昕的这种推论，不仅十分有趣，也是非常可能的。”(15) 持异议者也不乏人，近代学者刘咸炘就曾经指出：“此说是非参半。详观沈、萧以降诸史，自知知幾弹射之的，浦氏尝举证之而未尽也。然谓其疑古、惑经皆借掩其抵毁，则非其情也。书中于《晋》、《周》、《隋书》皆明举直斥，未尝稍隐，向令以此为谗，岂疑古之所能掩乎？此自古人文网之疏，不然，则狂易侮经止足增成其罪耳。”(16)程千帆先生也认为：“子玄不满当时史局，既见自叙，复著忤时专篇，且其于唐初敕撰六史，亦复绳愆纠缪，称心而谈，绝无避忌。如杂说中篇于新晋书之多采妄说，则斥曰：‘以此书事，奚其厚颜？’于五代史之择焉不精，则断言：‘以实为虚，以非为是。’诸如此类，实繁有徒。则钱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7) 诚如刘咸炘、程千帆所言，刘知几《史通》中对《晋书》、《周书》、《隋书》等唐代官修史书，批驳极多，并且明举直斥，毫无避忌，而“疑古惑经”之作，也完全是站在纯粹的史学立场上，出于客观求真之标准，并非藉为掩饰。(18)笔者认为钱大昕之推测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