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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关怀：推测背后的思想意蕴 钱大昕推测刘知几“疑古惑经”目的在于避祸保身，是针对四库馆臣的官方态度而发，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程千帆先生曾经指出：“浦、钱之意，不过欲为子玄疑古惑经之论曲为开脱耳。”(34)此言诚有见地，不过，我们仍然要追问：钱大昕为什么要为刘知几訾议上圣的思想开脱？笔者认为，钱大昕此处其实是借评论《史通》表达自身关怀，别寓微意。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钱大昕推测背后的意蕴指向。 (一)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 首先，钱大昕将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解读为“志在避祸”，其实是在清廷文网严峻的背景下，阐发自身心境的一种委婉表述。有清一代，文网严峻，文字狱屡兴，就史学领域而言，先后有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政治高压之下，考据学兴起并得以大盛于世，学者将精力倾耗于传统文化典籍，为之进行疏通、清理与总结的工作。考据方法被引入史学之后，学者也主要施力于古代史，而不敢倡言当代。正如李宗侗所指出：“清代以厉行文字狱之故，学者遂不敢研究明史及当代史，故清代史学家只最初有数人，季世有数人，中间只有历史考证家，而无纯粹史学家。”(35)在当时文网严峻的语境下，当代史研究与撰著成为禁区。 乾嘉时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并称为三大考史专著。其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未涉及清廷官修之《明史》，而赵翼虽然涉及，但其评论则极尽颂承之能事，认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以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36)平心而论，《明史》之编纂质量，在官方设馆所修诸史当中虽属上乘，但远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赵翼极力颂扬，讳其缺失，正是文网严峻背景下，力求周身自保、远避疑忌的表现。而怀此顾虑者，当然并非赵翼一人，“《明史》一书，清代学者以其为钦定之故，率有褒无贬，或箝口不道，以远疑忌”。(37)钱大昕对于清廷官修《明史》，同样也是小心翼翼，避免因谗谤而招祸。钱氏著作此种态度至为明显。钱氏史学代表作为《廿二史考异》，成书于乾隆四十五年，此时钱大昕早已致仕归乡，任教于书院之中，其中并未涉及《明史》。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虽然有“明史”一条，但钱氏评论：“议论平允，考稽详核，前代诸史莫能及也”。(38)以考据之作，犹然不敢论及《明史》，笔记中偶有涉及，也是极尽颂扬，正是碍于《明史》的官修背景的表现。众所周知，乾隆五十年以后，文字狱数量显著减少，清廷文网渐松。(39)在这种背景下，钱大昕于嘉庆八年撰文，将刘知几“疑古惑经”解读为掩盖诋毁本朝敕撰史书之痕迹，“志在避祸”，与其说是解读刘氏心理，毋宁说是钱氏的夫子自道之言，既是为刘知几思想开脱，也是钱大昕己身心境的一种委婉表达，若非缘于自己的切身处境，断不会有如此体悟。 (二)扭转学界“重经轻史”的不良学术倾向 钱大昕“避祸”说的提出，实际上寓有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学术倾向的诉求。传统社会，经史关系几经演变，自汉至唐，从史附于经到经史分途发展，史学已渐趋独立。《史通》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问世的，也是史学独立化的重要表征。因此，《史通》在问世后，已超出一书价值而具有一种符号象征意义。 当乾嘉之世，考据学大兴，学者倾主要精力研治经学，视史学为闲暇消遣之资。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40)既使以史学名世的王鸣盛、赵翼也不例外。王鸣盛曾自言：“余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41)赵翼也自称：“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有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42) 王、赵二人的自述或许并非由衷之言，却也足以反映当时学界经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经尊史卑、经精史粗这一认识可追溯到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将“道”或“理”等哲学概念引入史学，“义理史学”由此盛行一时，史学沦为经学附庸，成为理学家发明天理人欲的注脚，失去了独立地位。明末清初，虽然出现过“五经皆史”等说法，但史学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乾嘉时期，钱大昕就曾观察到一个现象，“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43) “性喜史学”(44)的钱大昕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讥讽“三史以下，茫然不知”者不得谓之“通儒”。在为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作序时，钱大昕曾借机表述了自己对经史关系的观点，在他看来，“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45)他不仅从历史源流消蚀经尊史卑的思想基础，也提出经史不二、经史无别的鲜明主张。“这篇序文表面上是指责宋、元、明三代重经轻史的偏见，实际上则是向当时一群经学考证家，提出严重的抗议。钱氏虽不持六经皆史之说，但经史无二或经史无别的论点则将史提升至与经完全相等的地位……所以此序可以看作清代史学家的独立宣言”，“其为史学争自主的意态是十分明显的”。(46) 在乾嘉“荣经陋史”的学术语境下，我们便不难理解钱大昕为《史通》开脱之微意。钱大昕一直抱有扭转“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力图使史学摆脱经学束缚，独立发展，提升其地位。而《史通》作为清前唯一专门探讨史学理论议题的专书，既是在经史分途的背景下撰就问世，也是史学独立化的重要表征，极具符号象征意义。自晚唐至清中叶，《史通》命运几经沉浮，史学观点虽然获得认可，但“工诃古人”尤其是“诽议上圣”的思想一直使其饱受批判。编纂《四库全书》为乾嘉时期备受关注的学术盛事，代表官方立场的四库馆臣，其态度评价为天下士林所瞩目。四库馆臣对刘知几的批判，收录却加删削的做法，肯定会影响《史通》的传播。缘此，钱大昕将“疑古惑经”的思想解释为“志在避祸”，其意在于抵消这种不利影响，重塑刘知几的形象，改变学界对《史通》的历史记忆。而作为史学独立象征的《史通》必然能够强化史学独立发展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的不良学术倾向。 (三)私家史学与官方史学的暗中竞争 钱大昕身处乾嘉时期学术圈的中心位置，在学林中享有崇高声誉，与之往来学者人数众多，且多为当世名流。学者之间师承交游对于钱氏的《史通》研究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以钱大昕为中心，乾嘉时期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其中包括黄叔琳、汪由敦、王峻、卢文弨、王鸣盛、纪昀、陈鹤、顾广圻等人。因此，钱大昕推测刘知几“志在避祸”，亦是为学圈代言，颇有与官方史学暗中展开竞争的意味。此处可以钱大昕生平经历为中心，考察一下乾嘉时期“《史通》研究学圈”的形成。 乾隆十四年，钱大昕22岁时，受学于紫阳书院。时任院长为王峻，同学中有王鸣盛、王昶等人。王峻对钱大昕影响极为深远，钱大昕曾自述：“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47)王峻曾多次校阅《史通》，时间分别在乾隆七年、乾隆十三年，距离钱大昕受学时间不远，师生之间可能会就《史通》一书有所交流。王鸣盛对《史通》也极为熟稔，《十七史商榷》经常援引该书，并特设《史通驳史记》和《史通》两条札记。不惟如此，王鸣盛自言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即受《史通》启发，其言曰：“评史家得失，有精确者，有苛碎差谬者，前人论之已详，兹不复赘。知幾自序云：‘余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商榷史篇，遂盈筐箧。’予体例与知幾异而‘商榷’之义亦窃取之。”(48)王鸣盛自言《十七史商榷》之命名，即受《史通》启发，其对刘知几之推崇由此可见一斑。王昶虽未留下研治《史通》的学术成果，但曾在乾隆二十六年的会试策题中引及《史通》，也可反映出王昶对《史通》一书极为关注留意。(49) 钱大昕离乡后北上京师，在北京结识一些学者，其中多人都曾关注研治《史通》，如黄叔琳、汪由敦、卢文弨、纪昀等人。钱大昕甫到京师，特意去拜访黄叔琳，此后在京期间，两人时有往还。(50)黄叔琳著有《史通训故补》，是清代第一部评释专著。乾隆十九年，钱大昕会试与纪昀同时成为新科进士。自此以后，钱、纪二人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曾共同参与编纂《热河志》，时有“南钱北纪”之称。(51)纪昀曾撰《史通削繁》一书，“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二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钞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52)此外，乾隆二十一年编修《热河志》时，除钱大昕、纪昀外，同时受命者还有汪由敦。钱大昕与汪由敦此前即已结识。(53)汪由敦对《史通》一书也颇有研究，曾于康熙年间获睹《史通》何焯批校本，并临录何氏评语，将其“时置案头”。(54)此后，汪由敦又于雍正十年，得沈岩所赠《史通》，对其详加校勘。钱大昕同辈学人中，卢文弨也曾长期关注研治《史通》。卢氏以校勘精审著称于世，与钱大昕关系极为笃深，两人文集中存有多封往来书信。卢文弨研治《史通》专力于文字勘校，汇集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华亭朱氏影抄宋本以及冯舒、何焯、钱曾三家批校本，相互参验，择善而从。其后，卢文弨又得见浦起龙《史通通释》，“叹其精核”，但对其亦有校正，附于书末。(55) 乾隆四十三年后，钱大昕致仕归田，先后执教于钟山书院、娄东书院、紫阳书院等处，培养了一大批学界俊秀，其中陈鹤、顾广圻等人都对《史通》有所研究。陈鹤“少游于钱大昕之门，得其指授，于治史尤勤……盖其一生潜心乙部，亦实自钱氏启之。”(56)陈鹤认为浦起龙所撰《史通通释》一书“条分缕析，世称善本，中所改误字错简，俱明注于当句之下，尤为得体。然亦有不当改而改者。”(57)他因此撰《书史通通释后》一篇，此文“勘订浦起龙舛误之处，弥见细心”。(58)顾广圻也是钱大昕主讲紫阳书院时的学生，(59)同样长期关注研治《史通》，其文集中收录有三篇《史通》校记跋文。(60) 从上文所述可知，乾嘉时期有众多学者投身于《史通》研究，相互之间多有师友交游关系，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在此学圈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中心，一为苏州紫阳书院，一为京师。以紫阳书院为纽带，联结了王峻、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王昶、陈鹤、顾广圻；以京师为纽带，联结了黄叔琳、汪由敦、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纪昀。在这两个场域中，钱大昕都居于中心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诸位学人虽然都关注研治《史通》，但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还有较为尖锐的对立情况。在对待《疑古》和《惑经》两篇的态度上，黄叔琳、纪昀深为不满，钱大昕则曲加回护。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差异，与官方、私家立场不同有关。乾隆帝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视为“万世植纲常”的一种手段。《四库全书》的编修以及贯穿其中的禁书运动即是显例：“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61)乾隆帝十分重视将纲常名教贯穿于史学。(62)黄叔琳、纪昀都是钱大昕在京师所结识之学者，二人官方背景浓厚，因而受政治因素牵绊较多，更多关注世道人心，注重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为此甚至不惜对《史通》加以删削。(63)而苏州紫阳书院则远离政治中心，虽然也不认同“疑古惑经”的思想，但这些学者治学多趋向于考证路径，既使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也绝对不认同删削古书的行为。因为《史通》一书，不仅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同时也极具史料价值，“钩稽群史……上自《春秋》，下迄并世，繁称博引，详加厘订，每涉一书，必有定评，凡所指陈，不没短长，而尤能钩元提要，以趋端向”。(64)《史通》征引唐前史籍极为广博，不啻于一部唐前史籍提要，而这些书到清代已颇多散佚。对于此类史籍，“刘氏则一再称引，评陟加详，原书虽亡，犹可藉此以窥其大略，是则《史通》之功，尤在宣究曲隐，保存遗佚矣。”(65)钱大昕著作中就有多处以《史通》为史料而进行考证的条目。因此，笔者认为，钱大昕甘冒风险，发出与四库馆臣不同的声音，将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解读为“避祸”，也含有对官方为维护正统观念而删削古书的不满，其间体现了私家史学与官方史学的暗中竞争关系。 钱大昕在其著述中经常援引《史通》用作考证之资，足证对其十分熟稔。在此基础上，钱大昕推测刘知几“疑古惑经”的动机在于“避祸”。这一推测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迥异于传统观点，不啻于是对《史通》的一次“重新发现”。这种解读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钱大昕的推测其实是借评论《史通》阐述自身的现实关怀，别寓微意。 乾隆年间，文字狱频发，对士林学子构成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清廷官修《明史》，学者大都禁口不道，偶有评论，也是极尽颂承之能事，以免疑忌。因此，钱大昕将刘知几“疑古惑经”解读为因恐谗谤敕撰史籍而获罪，与其说是解读刘氏心理，毋宁说是钱大昕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己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面对乾嘉时期重经轻史的不良学风，钱大昕的解读也是为刘知几思想曲为开脱，通过“重新发现”《史通》这一史学独立化符号，寄托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关怀。另外，在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京师为场域，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在此学圈中，又有官方与私家的区分。针对官方背景浓厚的黄叔琳、纪昀删削《史通》的行为，钱大昕别出新解，发出与四库馆臣不一致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与官方史学暗中展开竞争的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