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官私之别：钱大昕与四库馆臣的分歧 上文已经指出，钱大昕认为刘知几“疑古惑经”的动机在于“避祸保身”，其实只是钱氏的一种推测，这一推测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但是，钱大昕为何如此推论？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对钱大昕所处历史语境加以分析，才能真正探知原因。换言之，必须先了解钱大昕推测的指向，其言论是针对谁而发？ 笔者认为，钱氏言论似是针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众所周知，由于《四库全书》的官方背景，其颁布以后，“乾、嘉诸儒于《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19)所以，钱大昕不便明言指向，但其推测与四库馆臣的立场差异是极为明显的。 钱大昕此文作于嘉庆八年，而在此之前，《四库全书》已经编纂完成，《总目》也已于乾隆六十年正式颁布刊印。《四库全书》的编纂及其对《史通》一书的态度，直接构成钱大昕此推测的语境。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四库馆臣对《史通》一书的评价。 《四库全书》编纂时，依书籍之重要程度，分为应刻、应抄、应存三类。最终成书时，共收录《史通》及《史通通释》两种版本，并将《史通会要》、《史通评释》、《史通训故》、《史通训故补》列为存目。其收录的两书中，《史通》为“内府藏本”(实为张之象刻本)，保留《疑古》和《惑经》两篇。而在所收录的《史通通释》中则将《惑经》一篇删去，仅保留《疑古》一篇。这种处理方式表明四库馆臣对《史通》一书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四库馆臣对《史通》极为重视，直接收录两种版本，并将多种注释本列入存目；但另一方面，似又心有不甘，因而在收录《史通通释》时，将其《惑经》一篇删掉，以较为隐晦的方式展示其对不同思想的不满。 与之对应，《总目》中的评价也反映出四库馆臣的矛盾态度。在《总目》“史部”之中，“直接引用并指明出自《史通》者有50余处”，“作为单部史书，在史部中的引用和记叙的数量之多是罕见的”。(20)此外，在经部、子部、集部诸书提要中，也有多处直接引用《史通》。四库馆臣对刘知几的史学贡献是极为认可的，《总目》中有大量推崇言论，例如，在“史评类叙”中言：“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21)“子元于史学最深，又领史职几三十年，更历书局亦最久，其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22)又言“刘知几博极史籍，于斯事为专门”。(23)“刘知几深通史法”。(24)“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一经抉摘，虽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云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25)深通史法，洞悉利病，此类评语出自严苛的四库馆臣之口，实属不易。 另一方面，在肯定刘知几史学观点的同时，四库馆臣对于疑古惑经的思想，抨击力度亦属空前。在《史通提要》中，四库馆臣评论：“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26)世所共诟，不值一驳，是四库馆臣对于“疑古惑经”思想的直接批评。此外，《总目》中凡与此有所涉及者，皆不忘随时申明。浦起龙《史通通释》曾为刘知几加以辩护，对此，四库馆臣在《史通通释提要》中言：“惟《疑古》、《惑经》诸篇，更助颓波，殊为好异。”(2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叔琳对“疑古惑经”深为不满，因此，四库馆臣在《史通训故补提要》中加以肯定：“惟起龙于知幾原书多所回护，即《疑古》、《惑经》之类，亦不以为非。此书颇有纠正，差为胜之耳。”(28)再如，清代学者孙之騄撰《考定竹书》，对《史通》多所征引，对此，四库馆臣指出：“然之騄爱博嗜奇，多所征引而不能考正真伪……又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中排抵舜禹，以末世芬操心事推测圣人，至为乘谬，而一概引用，漫无辨正。”(29)又如，邵泰衢撰《檀弓疑问》，“摘其可疑者，条列而论辩之”，虽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但未曾偏离伦常名教，因而能够为四库馆臣所接受，此书与《史通》在内容上并无太多牵连，而四库馆臣仍不忘借机批驳，“(邵泰衢)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几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30) 总之，四库馆臣对《史通》的态度是颇为矛盾的，在肯定其史学贡献的同时，极力批驳其疑古惑经的思想，笔锋所及，对于一切为其辩护的言论，如浦起龙之言也连带抨击，不遗余力。甚至，相较于刘知几的思想，四库馆臣对于为刘知几辩护的后世学者，更为不满，警诫后来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一意图更加直白地反映在纪昀所著《史通削繁》中：“此真不待辩之纰缪。即有所激，何至于此!浦氏爱奇，又提唱其词，曲为之说，故为大言以骇俗，抑又甚矣!盖子玄之论，犹以愤激立说；浦氏之注，直以诡异取名耳。”(31)《四库全书》在收录《史通》和《史通通释》二书时，一者全书保留，一者加以删削，正是这一态度的直接体现。 钱大昕对于《总目》是认真阅读过的，在《十驾斋养新录》中，钱氏提出：“如《石刻铺叙》，本庐陵曾宏父撰，与南丰曾惇字宏父者绝不相涉，而识以为一人。囊岁李南涧刊此书，予始为考证，今《四库全书总目》即采予说也。”(32)既有阅读经历，再加上超凡学识，四库馆臣对刘知几“疑古惑经”的批判立场，对为其辩护者的不满态度，钱大昕当不难体认。《总目》的官方背景，钱大昕自然也是非常清楚。甚至，笔者认为，在《总目》问世以前，钱大昕或许就已了解其立场。众所周知，主持《四库全书》编纂、总括四库提要之人为纪昀。而纪昀与钱大昕是至交好友，二人为乾隆十九年同榜进士，此后曾一同参与编纂《热河志》，关系密切，往来极多。《总目》中的《史通》和《史通通释》两篇提要，极有可能是出自纪昀之手。将两篇提要与《史通削繁》进行比对，可以发现相合之处颇多。从时间线索来看，纪昀所撰《史通削繁》完成于乾隆三十七年，而四库馆开于乾隆三十八年，《总目》中《史通》和《史通通释》两篇提要撰写时间虽不可考求，但必然晚于《史通削繁》之撰著。另外，《史通》中“秦人不死，验符生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两句，浦起龙未能考知出处，而纪昀则考证其一出《洛阳伽蓝记》，一出《魏书·毛修之传》，并将其收入《阅微草堂笔记》中，俨然视为自己的学术成果。以纪昀之地位声望，应无攘窃他人成果之可能。因此，两篇提要极有可能为纪昀所撰。而以纪昀与钱大昕交往之密切频繁，未必不会在《总目》成书以前就曾有过交流。(33)在《总目》问世之前，钱大昕就应该非常清楚官方对刘知几“疑古惑经”的态度。但在此种语境之下，钱大昕仍然别出新解，发出了与四库馆臣不同的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