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都在开药方，包括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 总书记这里提到的八个主义，与20世纪直到今天的西方史学，都具有或直接或间接、或鲜明或晦暗的关系。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人们谈论当代西方史学的第一话题与核心话题。关于这一点，邓京力教授在《近20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作了比较充分而细腻的揭示。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目前社科界正在抓紧进行三大体系建设。三大体系建设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总书记同样作了系统性的论述。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这些系统性论述中的一个方面，亦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命题。 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 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他还指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在这里，总书记阐明了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如何“吸收外来”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把总书记的指示落到实处呢？很显然，前提是对“外来”的东西有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有了充分的研究和了解，才能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邓京力教授等学者撰写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恰好对于人们了解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情况提供了便利。我们知道，类似的书籍，已经出版许多种，既有翻译的作品，也有原创的作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国学术界一直有学者热诚地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但是，邓京力教授的著作，依然有其鲜明的特色。其中让我印象极深的一点，就是作者对于通过研究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以强化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建设的理性自觉，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作者的态度既不是不加分析地照单全收，也不是不讲道理地一概排斥，而是采取了细读、分析、比较、对照、批判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思想与学术当中的重要意义。恰好，在本书中，有好几处都提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界标性。书名中的所谓“近二十年”，其最直接的时间比照节点，就是这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切近地说，亦即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当代西方思想与学术思潮而言，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界标。这个时间界标到底重要到怎样的程度？书中也在若干地方作了提示，不过最具有形象感因而也最亲切的一个提示，出现在对德国思想家吕森的访谈中。吕森是中国史学理论界很熟悉的一位人物。早在1995年，笔者就曾在海德堡大学魏格林教授主持的中国史学史国际研讨会上，见过此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