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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森表示，在向传统挑战和断裂的号称“创立新世界”的那个70年代，德国历史研究陷入了危机，而史学理论研究迎来了“全面辉煌的时期”；吕森说，他这一代学者，恰好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成为了教授，“并且力图开创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第287页）。 吕森的回答，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切片，却是一个真实的映照。确实，直到十年前，西方学术界的当权派，差不多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妨更宽泛地浏览一下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会罗列出许多具有标识性的文化事件，其中既有重大的史学事件，也有与史学发生了重要互动关系的人文事件。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学说就出现于70年代（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年鉴学派则在70年代发生了从地窖（经济、人口）到顶楼（上层建筑）的更迭（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语义学在70年代重新获得活力（约翰·V.康菲尔德主编：《劳特利奇哲学史》第十卷《20世纪意义、知识和价值哲学》）；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与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均出版于1973年（第29页），等等。 最终，这些文化事件汇集成为巨大的合力，也就是凝聚成为一个共同的分母，让我们看到，到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人文学界，似乎在整体上都诗学化了。借用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的概括来说，就是一切珍贵的标准的老“哲学问题”，都被显示为我们心爱的诗歌和小说中的隐蔽程序了（理查·罗蒂：《解构和回避——论德里达》，见《哲学和自然之镜》）。这种情形反映在历史学领域，则发生了本书所概括的那种情况：“解构主义特别突显了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包括揭示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与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第60页） 由此可知，我们要研究21世纪的西方文化、学术或思潮变迁，包括研究近20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在内，至少要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着眼。依照英国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解释，70年代首先意味着20世纪这个极端年代的第二个时期的结束，也就是二战结束后25年至30年所谓黄金时期的结束。霍布斯鲍姆认为，二战后的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的历史时期。”此后，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70年代以及“伤痕累累”的80年代。他说：“1973年后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入不安定的历史。”（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 霍布斯鲍姆的概括，是针对20世纪的整体特点而发出的，却让我们感到更像是点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扼要”（“扼要”这个词借用自钱锺书先生）。他还说：“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这个断语立即让我想到本书第87页所指明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即“强调过去与历史之间绝对的断裂。”它发生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本质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化与文明中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后现代主义涵盖了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致中国读者》，见《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它带来了思想震撼，也带来了新的犬儒主义，但它首先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亦即所谓现代性）的反抗。 总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文化领域的所有场景，都直接与上世纪70年代所开启的新变化具有逻辑上和事实上的连贯关系。就历史学来说，诚如本书之所揭示，70年代之后，“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其核心内容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日益渗透进历史研究的实践领域”（第83页）。与之相伴，微观史学由产生而达于鼎盛期（第205页）。要对当今的西方文化现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需要将70年代以来的一脉相承性梳理清楚。 我们在这里强调70年代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重要考量，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总体上也可以划入70年代的范围。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大体上依然可以说，西方70年代后的新转型，总体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同步。这样，经过40年的发展和沉积，会发现，包括史学理论在内，西方新转型所带来的许多理念、思想乃至视角、方法，已经或明或暗地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化中来。这种介入的基本韵律，基本上说是越来越浓重的。那么，它的具体情形如何呢？我们看到，邓京力教授在这本著作中，试图通过对几部汉学著作的分析，具体而微地揭示“后现代方法在中国史领域的适用性”（第187页）。书中指出90年代后，在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明显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中国史研究”（第188页）。其所带来的后果，便是所谓线性进步史观、民族国家观念、科学理性观念等等被打破，代之而来的是“以全球史为背景的多元现代性的中国史。”（第201页）书中提出：“也许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正在考验我们对自身已有的知识理论的批判反思能力，考验我们是否极其自觉地意识到我们身处的局限；同时，它也考验我们在摆脱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全球化的现实面前，进行多元文化的建设能力与创造力。”（第203页）作者所给出的正面意见是：“当代中国史学应当可以摒弃各种偏见，将后现代的挑战视为一种自我反省和提高的机遇，既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并发挥传统优势，又继续保持一种开放和大度的理论视野，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多种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深具底蕴而又带有自身风格的新的史学发展道路。”（第204页）我觉得，无论我们是否赞同作者的这种观点，但它都是作者高度的学术体系建设意识的一个体现。 学术体系建设表明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时代需求与理性觉醒。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自主性”应该是这一建设最鲜明的标志和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本土化”的自觉。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当然需要对40年来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总结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