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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文化变化，经过二三十年的演变，到90年代和世纪之交，又有新的变化。这些最新的变化，较之70年代的状况，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这不仅因为它距离我们最近，而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其中许多文化事件，已经直接与我们相关。邓京力教授的这部著作，就集中对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所发生的“整体性变化”、提出的新问题，作了点题性的揭示。其中涉及的一些国际大牌学者，不仅到访过中国，而且与一些中国学者开展共同研究。由此可见，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书中，邓京力重点围绕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命题及其所衍生的相关问题，从理论趋向、史学理论家、历史书写三个层面，作了多方向合围性的介绍和评析。它虽然以史学史的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质上却属于史学理论研究。因为，书中所关涉的内容，核心在于历史学的理论基础，亦即历史学的性质。正如书中所说，“西方史学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更加积极地对历史研究的性质、原则和方法做出反思。”（第31页）因此，后现代主义所涉及的不是枝节末叶的技术问题，而是足以颠覆人们以往所认可的历史学的学理基础，“直接触及了现代西方史学长期建立起来的核心观念和主流范式，影响到历史研究中那些既有的史学规范和传统。”“让史学家隐约听到了自己学科的丧钟。”（第31页）因此，带有釜底抽薪的属性。关注、研究与回应他们，是因为“其中孕育着21世纪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如果不关注这些问题，不勇敢地回应后现代主义，就必然处于盲人骑瞎马的状态。 关于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后果，作者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一方面，它的积极方面被强烈地得到吸收，另一方面，其局限性予以克服，由此出发，西方史学在“探寻可能容纳多种视角与方式的、更具综合性”的发展道路，“融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角，即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或弊端，同时又试图以现代史学的成熟体系规训后现代思想的割裂、叛逆、非理性等极端特征。”（第46页）就书中所介绍的立场和观点而言，我觉得，伊格尔斯和吕森的中间立场和见解，应该更能够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书中关于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被超越，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了的观点，我认为都是很切实的结论。 总之，我认为，无论后现代主义多么锐利和刁蛮，都没有颠覆掉历史的客观性，都没有化解掉历史的本质。对此，笔者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过分析，兹不赘言。不客气地说，越是把后现代主义讲到极致（例如它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与拒斥），历史学的客观性就愈加得到彰显。此外，后现代主义与唯物史观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唯物史观是历史学这棵大树的树根与树干，后现代主义只在这棵大树的树枝与树叶上做了些事情（这是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施密特用过的比喻）。树枝会脱落，树叶会凋零，但大树依然耸立。 我对本书的建议是，考察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当代西方哲学、诗学等领域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这样说，当前西方的重大学术思潮，都是没有明晰的学科边界的，而是充满了相互渗透和撩拨。史学理论既受制于这一整体状态，也是这一整体状态的共谋者。比如关于微观史学，或如其批评者所称的那样，碎片化的史学，其理论基础，显然来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此在哲学。再如，关于思想史研究中作者意图、生平与其文本的关系问题（第73-74页），即与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巴尔特等人所极力主张的“作者之死”“意图迷误”等主张不可分割。关于文本与社会的相关性、对于史学文本的修辞学分析，则与文艺理论领域的形式主义、文本中心论等等相关。至于历史阐释与阐释学的关系，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相关的论题还可以再拓宽、更深化。 总之，我们应该树立更加强烈的思想自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加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把这项伟大的事业做好，就需要把我们的学术梳理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考虑得更周密一些，将总书记的指示落实得更具体一些。 （作者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