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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国古代史占据着大部分时间段，有着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加骄人的成就。新中国70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需要、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为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与规律、深化全社会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服务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需要、向世界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谱写新篇章 中国古代史是指从原始社会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众多史学家撰著了汗牛充栋的史学典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取得新的成就。改革开放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多更系统地被翻译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进入科研机构和学校讲台。在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更多史学工作者开始自觉学习研究唯物史观，并以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一大批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学会和刊物纷纷创立，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一、二所和中国史学会成立，《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文史哲》《史学集刊》《历史教学》等杂志创办。这一时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研究人才队伍也逐步建立起来，新的学术生态开始形成。 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个重大问题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方法等为指导，关注中国历史上长时段、重大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变化，探寻这些变化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揭示其性质与意义。五个重大问题研究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这些讨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的结合，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理论上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五个重大问题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遗产继承、历史人物评价、史论关系等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历史资料挖掘、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研究意识培育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初步构建起新中国中国古代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所关注的问题与积累的资料成为后来中国古代史很多分支学科的生长点。 大量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较好学科基础。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后，众多历史学名家和史学新晋撰著、编辑、校订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诸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出版，翦伯赞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出版，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出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启动编写，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对“二十四史”进行整理。此外，相关断代史、专门史论著也不断涌现，如杨宽的《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史念海的《河山集》等，史学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较好学科基础，其中很多都是经典之作，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史仍然要学习参考的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