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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让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中国古代史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加骄人的成就。 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在社会形态理论上，学者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形态作出了更加合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深入中国历史实际，从具体史料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历史发展道路，构建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后，围绕五个重大问题研究，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再探讨，无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是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都较之前有了明显进步。 研究理论和方法日益完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指导下，在科学汲取古今中外优秀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新资料大量发现、整理、刊布的情况下，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边疆史地研究等都开始形成自身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甲骨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碑刻与图像资料以及众多民间文书为代表的新出文献，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的史料。环境史、医疗史、疾疫史、社会生活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异军突起，让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日益完善。 学术成果极为丰硕。通史编纂反映着一个时代整体的历史认识水平。郭沫若去世后由尹达主持的《中国史稿》全部出齐，范文澜去世后由蔡美彪主持的《中国通史》顺利完成，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末圆满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五卷本《中国通史》获得良好反响，曹大为等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也已面世。这些通史在编纂理念与方法上都有创新之处。此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也都有专门性的通史出版。断代史研究反映着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自先秦至明清大都有相关著作问世，而且很多是奠基之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相关断代史的认识。 肩负起新时代的学术使命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新时代新使命，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要肩负起自己的学术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坚持唯物史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从时间上看，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中国古代史占据着主要时间段，中国古代史研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着特殊地位。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刻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的丰富内涵与发展规律。这不仅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水平的需要。为此，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应继续在唯物史观的学习上下大力气，掌握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真正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自觉将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新时代党和国家需要、人民需求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阐释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把握规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自身的学科作用；就是要坚持史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导向，把中国古代史研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离不开历史科学“三个体系”建设。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努力构建起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