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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3—14世纪世界对“中国”之“名”与“实”的认知与认同 由蒙古人征略世界以及“丝绸之路”逐步开拓的进程来看，在13—14世纪，“中国”进入世界的视域，是先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精英们开启的。由于蒙古人对中亚、西亚的征服，并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伊利汗国，缘于其创建者旭烈兀与元朝中国创建者忽必烈之间的兄弟同盟关系，伊利汗国与中国的关系在13—14世纪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友好。而伊利汗国统辖区的人们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也远过于之前的任何时期。这个时期，涉及蒙古人以及蒙古治下中国的著名书籍有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以及伊本·白图泰的《游记》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以政府力量所编辑的正史著作《史集》对于“中国”的认知。《史集》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1247—1318）奉旨编撰的官方史著。在编修时，拉施特召集了由蒙古人、中国学者、克什米尔的喇嘛、法国天主教士和波斯人组成的编辑小组，广泛吸收波斯、阿拉伯著作如13世纪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额昔儿的《全史》等的经验，全书完成于1311年。从该书编撰思路来看，它以蒙古为宗，在叙述蒙古族源、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传记以及伊利汗国历史之外，其世界史部分，“中国”被称作“中华”，《史集》的附篇有《阿拉伯、犹太、蒙古、拂朗、中华五民族世系谱》[1]。《史集》对中国的认知已比较细密，将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华北称作“乞台”，中国华南称作“摩至那”（又作蛮子），比如以下一段非常典型： 在成吉思汗时以及在此以前，汪古惕诸部属于乞台君主阿勒坛汗的军队和徒众之列。[该]部落[q(a)ūm]很特别，但与蒙古人相类似；他们有四千帐幕。尊号为阿勒坛汗的乞台君主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列亦惕，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兀惕古[atkū]，突厥语则称为不儿忽儿合（būrqūrqeh）。这道城墙从女真海岸开始，顺着乞台、至那和摩至那之间的哈剌-沐涟河岸[延伸出去]；这条河的上源，则在唐兀惕和吐蕃地区内。[城墙的]任何一处都禁止通行。起初，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惕部，责成他们守卫城墙。[2] 在这段话中，出现了乞台、至那和摩至那三个关于“中国”的称呼，由文章的上下文以及《元史》关于汪古部的记载：“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时西北有国曰乃蛮”[1]可以知道，“乞台”是金朝统治的区域，有民如女真、契丹人等；“至那”是指宋朝统治的汉人；“摩至那”，又名蛮子，则指南宋中国统辖区的南方中国人。而除了对南、北中国区分细致外，缘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的发达，《史集》对地理位置与人口氏族的分布以及道路、路线也力求表达准确[2]。文中的“女真海岸”，从渤海湾起，至满洲海；哈剌-沐涟河岸指黄河，黄河的上源流在“唐兀惕和吐蕃地区”，是蒙古人的说法，即西夏与西藏一带；而金朝让汪古部人所守卫的界墙，位于阴山以北，乃金朝用于防守蒙古人的城墙。《史集》不仅对蒙古族源及形成历史的记述远远丰富于其时的汉籍，它对其时的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史集》之外，拉施特还组织人员于1311年编撰了《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大量介绍中国的医学、农学、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技术等。 虽然不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缘于被蒙古征服，进而与中国有密切的互动情形相比肩，基督教文化圈也在13—14世纪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启了“西方往东看”的历程。 如上所叙，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对欧洲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为了了解这个游牧民族进一步的战争打算，也期望能尽量阻止蒙古人对欧洲的进攻，从13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欧教皇开始派遣传教士前往蒙古人活动的区域。缘于蒙古的分裂不能再组织大规模的世界征略行动以及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稳定，欧洲的商人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中国。据现今留下来关于13—14世纪“东游记”的作品来看，有（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行纪》、（波兰）本尼·迪克特的《波兰人教友本尼迪克特的叙述》、（法）威廉·鲁不鲁乞的《东游记》、（西）阿布·哈桑·阿里·伊本·塞义德的《马格里布》、（意）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意）鄂多立克的《东游录》、（西）巴斯喀尔的《巴斯喀尔遗札》、（意）约翰·阿拉的《大可汗记》、（意）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英）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等约10种著作[3]，数量虽不算多，但实际却反映出这个时期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前所未有地频繁。传教士们和商人们对“中国”之“名”“实”的认知程度，与他们到达中国的区域和停留的时间成正比。 1245年最早出发到达蒙古和林，并在1247年返回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主教、贝鲁齐亚人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i, 1182—1252），在没有任何东方语言知识，没有翻译，也没有地理图志之类的指南，还缺乏向导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之行，并写成出使报告《柏朗嘉实蒙古行纪》。他讲到中国与中国区域及人口分布情形时说： 于是，契丹(Kitai）的强大皇帝被击败了，这位成吉思汗便被拥立为帝。但一直到现在，他们尚未征服契丹国的另外半壁江山，因为它位于海面。[4] 在柏朗嘉宾的表述里，“中国”被他称作“契丹”，包括北方的金朝政权，也包括南方的南宋政权。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哈剌契丹（Kara-Kitai）”，指的是西辽国的契丹人。柏朗嘉宾之后，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h）、约翰·孟特·戈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鄂多立克（Ordoric of pordenone）、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隆如美（Andrwe of Louginmeaua）、阿瑟努斯（Ascelinus）以及小亚美尼亚（今土耳其一带）国王海屯等等，都在不同时间由西方到达蒙古人统辖的区域，在基督宗教形成入华高潮的同时，也为时人及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东游”纪行作品。在1253年出发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的《东游记》中，对“中国”名称与方位、范围的描述更具体了一些： 其次是大契丹（Grand Cathay），我相信，那里的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塞雷斯人（Seres）。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被称为塞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塞雷斯这个名称的。我从可靠方面听到，在那个国家里，有一座城市，拥有银的城墙和金的城楼。那个国家有许多省，其中的若干省至今还没有降服蒙古人。在契丹和印度之间，隔着一片海。[1] 鲁不鲁乞的这段对“中国”的表述，在基督教统领的西方文化圈中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因为“他第一个很准确地推测出古代地理学上所称的‘塞里（雷）斯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2]，“中国”终于从传奇步入现实。 在元朝一统南北之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及商人，他们对“中国”的“名”与“实”对应关系的表述更加具体且明白。 关于杭州（Cansay）城，它是世上最大的城市 我来到杭州城，这个名字义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有十或十二间房屋。也有大郊区，其人口甚至比该城本身的还多。城开十二座大门，而从每座门，城镇都伸延八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都亚威大。所以你可在其中一个郊区一直旅行六、七天，而看来仅走了很少一段路。[3] 鄂多立克对于中国南方城市杭州的清晰描述完全得益于元代世界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以及元朝中国境内大运河畅通的便利。1321年，他在游历了波斯、印度等地后，乘船在广州登岸，游览了泉州、福州，取道仙霞岭至金华，循钱塘江至杭州，又到南京、扬州，沿运河北抵大都（今北京）。他在大都居住三年。1328年他取道今内蒙古河套，经陕西、甘肃至西藏拉萨，又经阿富汗喀布尔到大不里士，沿原路回国。鄂多立克关于中国城市的建设规模、人口繁荣以及城市的具体结构的描述，为基督教文化圈具象认知“中国”夯实了基础。 相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以及基督教文化圈这些异质文化圈对于“中国”的认知会存在“名”与“实”的不对应，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及印度文化圈的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则可以从认同程度来考察。在13—14世纪，东亚文化圈中对元朝认同程度最高的是高丽，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表述如同国人。除了那些高丽官员、士人、僧侣留存的大量往来元朝境内的纪行诗文外，值得注意的是14世纪中叶流行于高丽的两种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在朝鲜李朝成宗（1469—1494）时期，朝廷下旨以谚文解《朴通事》，形成《朴通事谚解》，直到16世纪初，朝鲜人依旧认为如果要通晓汉语，必须先读通《老乞大》《朴通事》，以作为习得汉语的基础。“乞大”就是“契丹”之意，“老乞大”即老契丹，“通事”是对翻译的称呼。而从《朴通事谚解》中的几段对话可以见出高丽与元朝之间海陆交通的便利以及高丽人对于元朝统治的认同： 拜揖赵舍：“几时来了？” “昨日恰来到。” “你船路上来那，旱路里来？” “我只船上来了。”[1] 船路即海路。由高丽商人与老乡的对话中所涉及高丽与元朝的交通情形可以看出，元朝与高丽之间海、陆交通非常便利，这种便利渗透于人们的日常认知[2]。再如以下一段：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 你学甚么文书来？ 读《论语》《孟子》《小学》。 恁每日做甚么工课？ 每日清早晨起来，到学里，师傅行受了生文书。下学到家，吃饭罢，却到学里写仿书，写仿书罢对句，对句罢吟诗，吟诗罢，师傅行讲书。 讲甚么文书？ 讲《小学》《论语》《孟子》。 …… 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 你说的是，各自人都有主见。 你有甚么主见？你说我试听咱。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著一句话，也说不得时，教别人将咱每做甚么人看？[3] 从这两位高丽人的对话，很能看出高丽普通民众对于元王朝一统政权的认同以及对汉语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 高丽之外，安南对于元朝中国的认同程度也非常高，尤其是1284年安南成为元朝宗藩国以后。作为认同元朝统治的标志性文化事件是曾任安南陈键幕静海军节度使的黎崱在1286年前后完成汉文《安南志略》，并进献给元廷，以作为《经世大典》修撰的补充。与黎崱共事的馆臣吴元德有诗记述黎崱叙录《安南志略》并被元廷选用的欣喜：“忆昔天历初，开阁修大典。四方贡书至，此志亦在选。词臣绶敷陈，天子动颜色。黎侯志获伸，彰宪功暴白。当其幕修际，小臣事供给……”[4]而元朝诸如程钜夫、许有壬、欧阳玄、揭傒斯、吴元德、范梈等馆臣也都对《安南志略》给予认同与肯定。另外，作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国家日本，尽管由于元朝发动的几次侵日战争都未成功，两国之间在官方没有往来，但民间的贸易与往来依旧持续，而日本的僧侣及文化高层人士则继续沿承唐宋以来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和研习热情。 此外，江南一统之后，元朝承继南宋的海外遗产，将南海、印度洋纳入王朝发展体系，再加上西域色目对元朝政权的高度依附和认同，到13世纪末，从中国到伊朗、阿拉伯方面的海域以及所经由的海路整体就已进入元朝政权的影响范围之中，推动了这一时期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马八儿—马尔代夫—索科特拉岛—亚丁航线，经元朝时期东、西方海舶的开辟、经营，已成为印度洋东、西两岸地区海上联系的重要通道[1]，这使得印度文化圈所辐射的南亚、东南亚区域与中国的交往及认同得以加深。《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载，至元二十三年九月，“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兒、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2]。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处印度半岛南部的著名岛国马八儿国，缘于其乃通往印度洋西岸两条海道的分航点，与元朝中国的关系尤其密切。马八儿国的宰相不阿里“尽捐其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偕使入觐”[3]，最终定居于泉州。不阿里在大德三年（1299）以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职薨于京师时，元朝政府不仅赐中统宝钞二万五千缗，以驿传负其榇归葬泉州，而且令翰林大臣刘敏中为其撰写墓碑，可谓在元朝极尽生荣死哀。 由上叙述可以看到，13—14世纪海、陆“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大范围开通，使“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连接着北方的陆上商路和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印度洋海路。当这两条线路同时充分地发挥作用时，特别是当中国处于统一状态，因而成为连接两条线路的‘畅通无阻的沟通媒介’时，世界贸易线路是完整的”[4]。由于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和重要意义，它被其他文化圈人们的认知和认同程度也大大提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