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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3—14世纪世界“中国形象”从官方的、宗教的到民间的、世俗的转变 如前所述，13—14世纪蒙古人对于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就其初始目的而言，是因为征战，但战争过后，被拓通的道路即“开放给商人、传教士”[5]。具体而言，拓通之后的海、陆“丝路”沿线区域与民众之间相互的经济利益战胜了政治纷争，而频繁的共享物质的流动，使得蒙古人因战争而开辟的路线逐渐转变为商业干道，它们的商业影响要远大于它们的军事意义。这个过程中，“中国形象”也缘于世界范围内商旅之间往来的稀松平常而在人们的表达视角中逐渐从官方的、宗教的视角向民间的、世俗的层面展开。这种展开可以借助其时人们留下的“纪行”创作，从道路的便利、市场的繁荣、货物的丰足、政府作为的有效以及人们生活的愉悦等方面来考察。 其一，对道路交通便利印象的感知由官方的层面走向了世俗的层面。由前面论述可以看到，蒙古人特别重视道路和驿站的建设，《元史》于此曾有评价：“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6]波斯史家志费尼在1263年左右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颁布的札撒”一节中写道： 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处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他们都交给土绵[1]分摊，每两土绵供应一处驿站。如此一来，他们按户籍分摊、征索，使臣用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 另一方面，农夫、军队免遭不时的干扰。更有甚者，使臣每年要经过检查，如有缺损，必须由农民补偿。[2] 对于蒙古人的道路和驿站建设情况，志费尼是以官方的视角，从战争需要的急迫性、制度制订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等方面来表述和评估的。而从威尼斯来的商人马可·波罗的表达则非常世俗化、个人化： 大汗又按照他所定的制度，赐给波罗兄弟一面刻有圣谕的金牌。凡持有这种金牌的信使和他的全部扈从，在帝国境内的一切地方，官吏都要保障他们的安全，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都必须妥善护送，所经过的城市、寨堡、市镇或乡村，都必须为他们提供一切装备、生活必要品和食宿。……大汗赐予的金牌为波罗兄弟的行程带来极大便利，为他们所到之处的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他们一路上所有费用均由地方担负，并派有卫队安全护送。尽管波罗兄弟一行有如此便利的条件，但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天寒地冻、风霜雨雪、洪水泛滥等天气变化常使他们寸步难行、疲惫不堪。[3] 1271年，跟随商人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出发的马可·波罗一行人向南穿过地中海，再横渡黑海，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又从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穿过伊朗大沙漠到阿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再从敦煌经玉门关，过河西走廊，最终于1275年到达上都。通过马可波罗的这段描述，有关元朝时期的驿站制度和便利程度才真正从官方制度和文书层面落地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层面。即使没有大汗的金牌保障，元朝道路的便利也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感知。与志费尼写作《世界征服者史》之际蒙古人尚征略不休的情形相比，马可·波罗一行人从当时海、陆“丝路”拓展的最西端到达位于最东端的中国，可谓路线最长，却一路平安。这也恰恰印证了志费尼的那段话：“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都向那里进发。”[4]应该说，蒙古人世界征略的行动停止之后，他们因战争需要而开拓的“丝绸之路”给世俗世界创造了频繁往来和交流的现实基础与实际便利。 其二，市场繁荣、货物丰足是人们从宗教层面向世俗生活层面展开对“中国形象”表述的重要条件。尽管13—14世纪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为各国人士往来中国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也使得“中国形象”借此而传输进以欧亚大陆为主的世界；但毫无疑问，不同信仰与宗教的人们在到达中国，并向他们的国人表达“中国形象”时往往渗透着他们的宗教态度和官方立场。尤其值得玩味的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形象”的表述： 中国地区尽管十分美丽，但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由于异教气味浓厚，反而使我心绪烦乱。只要出门，就看到许多不顺眼的事，使我惴惴不安，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外出。如在中国见一穆斯林，便象遇上亲骨肉一般。[5] 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当伊本·白图泰行走在13—14世纪世界最繁荣的城市——杭州城里，他其实并不适应，满城的异教徒的气息令他压抑、烦闷。但尽管如此，中国热闹、繁荣的世俗生活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还派他的儿子陪我们去港湾，搭乘游艇一艘，其状如火弹船。长官的公子搭乘另一只船。他携带乐师，他们用中国文，用阿拉伯文，也用波斯文演唱。而公子嗜爱波斯音乐。歌手们演唱一首波斯诗，公子命他们重复多遍，使我于倾听之后，竟熟记无误了。这支歌曲极其委婉动听。 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风帆与绸伞，相映生辉。雕舫画艇，十分精致。游船相遇时，乘客多用柑桔、柠檬投报。……[1] 伊本·白图泰的表达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在于，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中国人普遍缺少信仰的氛围令他很不适应，但即便如此，杭州西湖夜晚的繁荣景象和曼妙生活还是让他沉迷了。而实际上，13—14世纪带着不同诉求来中国的各方人士，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对中国的表述就非常典型地表现出宗教的、官方的视角向世俗生活层面的变化。正因为这样，作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可以暂时抛开他的宗教立场去观照和表述他眼中的中国城市，“中国形象”也因此显得更为平允且生动： 城里除了街道两旁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集贸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长半英里，宽达四十步的城市的主干道从这些广场前通过，笔直地从城市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中间经过许多低矮的、便于通行的跨河桥梁。这些广场彼此之间相距四英里。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方向与主干道平行的大运河，河岸附近有许多石头砌成的宽大的货栈，用来为那些从印度和其它地方来的商人储存货物和财物。由于这些货栈靠近集贸市场，所以便于往市场里上货。在每个市场一周三天的交易日里，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他们可以在市场里买到所有需要的商品。……这里不产葡萄，但是可以买到从外地贩来的优质葡萄干。这里也能买到外地的葡萄酒，但是本地人并不爱喝，因为他们喝惯了用大米配制香料酿成的米酒。……当你看见捕到的鱼数量如此多，也许会担心卖不出去。其实在几个小时之内，这些鱼就能销售一空。因为城里的人口实在太多……这十个集贸市场的四周环绕着高宅闳宇，楼宇的底层是店铺，经营各种产品，出售各种货物，包括香料、药材、小饰物和珍珠等。[2] 在海、陆“丝路”畅通的背景下，联通全国交通的运河对杭州城货物的运转非常关键。因此，市场上不仅流通着来自印度、中亚、南亚的货物，也将湖中、海里以及城外的各种时鲜带入人们的餐桌。同样是杭州，同样说到市场，说到人烟，马可·波罗站在交通设施便利、物流速度与市场繁荣等角度来打量杭州，则眼中的杭州城人烟富簇，市场繁荣，尽管这些世俗、热闹的场景可能会让清修的教徒感到心绪烦乱，但却非常富有生活气息与活力。而在大都城中，“所有稀世珍贵之物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汉地各区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被运到这里，以满足朝廷周边大量居民的需要。这里商品的销量之多超过其他任何地方，仅每天运送生丝到这里的马车和驮马的数量就不下千匹。这里还生产大量的金纱织物和各种丝绸”[3]。以下高丽与汉族商人的对话则更具体地展现着官方与宗教不在场的市井鲜活力： 更店主人家引将几个买毛施、帖里布的客人来。 恁这毛施布十一综的价钱，九综的价钱索多少？ 十一综的是上等好布，三定（锭）半，没商量。九综的是中等的，两定（锭）半。 这帖里布好的多少价钱？低的多少价钱？ 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 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俺依著如今价钱，一句儿还恁：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俺不赊恁的。一捡儿与好钞。[1] 引文中提到的小毛施，又被称作耄丝布、苎麻布，用白色苎麻织成。高丽所产毛施布做工精细，品质优良，深受中国市场的欢迎，所以高丽商人带往中国的商品或者高丽士人赠送中国人的特产往往有小毛施。帖里布，也是高丽盛产的以大麻织成的布[2]。高丽商人带着毛施、帖里布在市场交易中的讨价还价情景不仅还原了13—14世纪大都城中世界货物交易的场景，也还原着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背景下，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与便利。 其三，政府作为的有效度和人们生活的平和度成为世界各国人士表达“中国形象”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标志。必须承认，蒙古人的世界征略给13—14世纪的世界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毁灭，但诚如书写《世界征服者史》的志费尼所表达的那样，起初“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城址变成平坦的原野”[3]。但在统治后期，尤其是征略行动停止之后，在政府作为的有效程度上，蒙古人给世界“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4]。这使得各方人士缘海、陆“丝绸之路”踊跃进入中国，并将“中国形象”广泛推向世界。缘此，“中国形象”的文明程度以及对于世界的吸引力也大为提高。例如在《朴通事》中有对话写道：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5] 这段对话中所谓的“京都驾”涉及元代的两都巡行制度，指的是皇帝由上都回大都的车马队伍，“京都”指上都。元代自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开始实行大都、上都两都巡行制，皇帝每年三月间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大约八、九月间回到大都。由于“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6]，两都巡幸行为对民众的滋扰甚大，后来政府便决定推迟回京，等稼穑之事结束后再回。《元史》载英宗事云：“车驾驻跸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7]蒙古皇帝推迟了从上都回大都的时间，这对于其时世界各国前往中国朝觐蒙古皇帝、到中国做生意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意味着人们的行动、步趋可能要重新规划。引文中两位高丽商人的对话，蒙古皇帝回大都的时间就是他们对话的重要背景，这也可以看出蒙古皇帝的作为对于人们生活便利和愉悦程度的影响。 特别值得探研的是来中国的各国人士对蒙古人统治和管理下市场流通纸币的描述。鲁不鲁乞描述纸币写道：“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之宽，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汗印玺上的条纹相同。”[1]马可·波罗描述道： 每张纸币不仅要有许多特命的官员的签名，而且还有他们的盖章。经过所有这些官员的手续后，最后由陛下委任的一名掌管玉玺的总管将玉玺沾上朱砂盖在纸币上，于是在纸币上印下一方朱红色的御印。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处理后，纸币便获得了流通货币的职能。任何伪造纸币的行为都是犯死罪。这种纸币大批印制后，便流通于大汗所有的领土上，没有任何人胆敢冒着身家性命拒绝使用这种纸币……对于这种货币，商人们不会拒收，因为大家已经看到，商人们也可以用这种纸币来购买商品，即便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他们本国不流通这种纸币，他们也可以将它换成适合他们本国市场的各类商品。任何人手里的纸币如果因长久使用而破损了，他们可以将旧钞拿到造币厂，只需要支付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换取新钞……纸币和金银一样是有价值的。[2] 在13—14世纪，纸币发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市场流通和缴税的便利，更在于它本身就体现着其时最高技术的结晶，它的制作与发行包含着其时只有中国才具有的造纸术、印刷术、防伪程序以及对金融市场规律的运用，等等[3]。而在传教士与商人们的描述中，货币的制作、流通以及各个环节的机制保障等等，尤其是人们对技术的安享程度得益于政府功能运行的正常和有效。正如鄂多立克的《东游记》所表述的那样：“此邦的百姓都是商人和工匠。而且，不管怎么穷，只要还能靠双手为生，就没有人行乞。[但那些沦为贫乏穷困者受到很好地照顾，给以必要的供给。]”[4]鄂多立克的描述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作为的有序和有效对于其时人们生活安适状态的保障。 综上所述，如果说13世纪初，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用非常野蛮、暴力的方式为东、西方世界的人们打通了相互认知的道路的话，那么，14世纪中国社会的繁荣富庶、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与便利以及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世界对蒙古人粗莽野蛮、孔武不经形象的感知。就这个意义而言，诚如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所说：“蒙古人既没有打造具有战略性的贸易枢纽，也没有为世界经济提供独特的工业生产力，更没有发挥转运功能。然而，他们却营造了一个风险很少，保护费用低廉的有利环境。”[5]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6]，“中国形象”在此时世界人们的心中也前所未有地饱满而富于活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5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15BZW052）阶段性成果。） [1]Ferdinand Freiherrn von Ｒ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ner Ｒ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Erster Band，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Ｒeimer，1877. （李希霍芬：《中国——根据自己的亲身旅行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在此书第1卷中，作者多次使用了Seidenstrasse （“丝绸之路”）这一德文词汇，古希腊、罗马人将 “丝”字音译为 “赛尔”（Ser），称中国为 “赛里斯”（Seres），意为 “丝国”。后世欧洲的主要语言中，表示“丝绸”的词汇均以 Ser 为源（见王冀青《关于 “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兰州〕《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2]参见邬国义：《“丝绸之路”名称概念传播的历史考察》，〔上海〕《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 [3]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4]〔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8页。 [1]〔日〕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史》，〔大阪〕创元社1968 年版，第6-9页；另见周长山《日本学界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泉州〕《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刘迎胜：《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见《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3]按：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向外界开放得很少，倾向于主要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事实上，它只有两个大的出口，一个是海洋，一个是沙漠。就连这两者也只能在条件有利时，在旅途的终端有潜在的贸易伙伴时才可能使用。在蒙古人统治中国时期（1215—1368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1240—1340年），这两个出口都畅通无阻。”（〔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4]参见龚书铎主编：《白寿彝文集·中国通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19页。 [5]〔美〕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求芝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6]罗贤佑：《元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 [7]〔蒙〕Sh.比拉（Sh.Bira）：《12至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政权》，陈波编译，〔呼和浩特〕《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 [1]〔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何高济译，翁独健校，〔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2][3]〔蒙〕Sh.比拉（Sh.Bira）：《12至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政权》，陈波编译，〔呼和浩特〕《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 [4]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5]〔英〕克里斯托佛·道森：《出使蒙古记·绪言》，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1]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61页。 [2]其时蒙古帝国控制区域与国家有：今朝鲜、韩国、越南、缅甸大部、老挝大部、巴基斯坦东北部、印度北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大部、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总面积约4500万平方公里。 [3]罗大己：《滦京杂咏跋》，纪昀《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7页。 [4]宋濂：《元史·地理志四》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7页。 [5]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74页。 [6]宋濂：《元史·地理志一》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1]《史集》在编撰中遵循一条原则：伊斯兰各族人民——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历史，只不过是注入全世界历史海洋的一条河流；世界史应当是全世界的历史，包括当时已知的各族人民，从极西的“富浪人”（即西欧各族人）到极东的中国人的历史在内。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历史写作规划（〔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61页）。 [2]〔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0页。 [1]宋濂：《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卷11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24-2925页。 [2]在《史集》目录中，有这样的表述：“第三卷专载世界各地域的情况，通往各国的道路、途程，力求精审。”见《史集》“拉施特及其历史著作”，第101页。 [3]主要依据张星烺《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4]〔意〕柏朗嘉宾：《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49页。 [1]《鲁不鲁乞东游记》，转引自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 [2]张西平：《蒙古帝国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郑州〕《寻根》2008年第5期。 [3]〔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 [1]《朴通事谚解》（中），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8页。 [2]关于高丽的讨论参考了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北京〕《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原本老乞大》，《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页。 [4]吴元德：《题黎静乐所编安南志后》，见杨镰《全元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4页。 [1]参见马建春、王霰：《元代马八儿—亚丁新航线疏证》，〔上海〕《国家航海》第21辑（2018年），第84-105页。 [2]宋濂：《元史·世祖本纪十一》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2页。 [3]刘敏中：《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李修生：《全元文》卷39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50页。 [4]〔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6页。 [5]兰江：《长子西征及其胜利原因探究》，〔成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 [6]宋濂：《元史·兵志·站赤》卷10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83页。 [1]据志费尼解释，蒙古人把“全部人马编成十人一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万人之上置一长官，称为‘土绵’”（〔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页）。 [2][4]〔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2页，第85页。 [3]〔意〕马可·波罗口述，〔意〕鲁斯蒂谦笔录，余前帆译注：《马可·波罗游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5]〔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6页。 [1]〔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8-559页。 [2][3]〔意〕马可·波罗口述，〔意〕鲁斯蒂谦笔录，余前帆译注：《马可·波罗游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335页，第218页。 [1]《原本老乞大》，《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页。 [2]参见苏力：《原本〈老乞大〉所见元代衣俗》，《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4]〔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3页，第85页。 [5]《朴通事谚解》（上），《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1-242页。 [6]王祎：《上京大宴诗序》，见李修生：《全元文》卷168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7]宋濂：《元史·英宗本纪一》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13页。 [1]《鲁不鲁乞东游记》，转引自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 [2]〔意〕马可·波罗口述，〔意〕鲁斯蒂谦笔录，余前帆译注：《马可·波罗游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221页。 [3]参见张跃飞：《蒙元货币制度述论》，〔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7届硕士论文。 [4]〔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记》，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页。 [5][6]〔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1页，第33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