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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梳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产生背景、创建过程以及主要观点。作为一种有别于用语言系统区分族群的方法，该理论提出之初是为了应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文化模式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建设的推进与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得到不断的修正与重塑，在民族教育研究、民族城市移民、民族生态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与突破。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大环境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移民（农民工）、大众媒体、商业文化环境、扶贫政策等现实因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2013年以来的精准扶贫政策推动了部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发生变迁。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数据，认为现阶段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林耀华；经济文化类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 作者简介：巫达，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广瑞，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中国软实力研究”（编号：14JJD850004）以及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编号：18A04S17）的阶段性成果。 回顾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1949年之前主要受欧美学术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受苏俄民族学的影响较深。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切博克萨罗夫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介绍到中国。他于1958年与林耀华一起提出“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并在1961年用俄文发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但直到1985年该文才被译介到中国并公开发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包括林耀华在内的一批学者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出了修订意见，使该理论得到不断修正与发展。结合国情的变化，我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政策，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和落地，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易地搬迁、经济林木的推广等措施加速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发生变化 ，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梳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自 20世纪 50年代提出至今已有一甲子的时间，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古人按顺序把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两两配对，每六十个组合一个轮回，所以称六十甲子。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六十甲子这一值得纪念的时间，本文对该理论的提出过程及以林耀华为代表的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根据这一理论的内涵演变及特点，结合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扶贫开发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把该理论分为初创阶段、修正阶段、发展阶段，对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新时期面临的挑战展开论述。 一、理论初创：作为族群分类方法的经济文化类型 20世纪50年代至1989年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初创阶段。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出现之前，语言系统被视为族群分类的主要参照物。20世纪 50年代，民族学家从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对族群进行分类研究，这一方法成为一种语言系统之外的新方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将其定义为“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的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相互联系的特点的综合体”［1］。其背景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区别于以语言系统划分族群的分类方法；二是批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模式论，认为文化模式论最终会陷入不可知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需要提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的分析理论；三是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不同民族在文化上表现出差异的原因。根据上述定义，经济文化类型包括三个必要分析要素：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 1971年，切博克萨罗夫夫妇出版了《民族·种族·文化》一书。他们在书中重新梳理和解释了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定的经济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它在历史上形成于处在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居住在同样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不同民族中。”［2］他们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涉及生计，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表现生活习惯、礼仪、艺术造型、民间信仰等精神文化层面。这一定义是建立在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之上的。他们把文化分为三个部分：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及人们活动的物质成果。具体民族的文化水平及特点，决定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和性质［3］。他们提出，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一切经济文化类型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以狩猎、采集或捕鱼（部分）为 主，形成时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没有明显的专业分工；第二大类以手耕、锄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手耕农民出现于中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初期，畜牧者可能出现于公元前3000—2000年；第三大类以在农活中使用家畜的犁耕农业为主。这三大类的劳动生产率从低到高排列［4］。 除了经济文化类型之外，前苏联民族学家在这一阶段还提出了“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由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而在居民中形成类似文化生活（民族的）特点的人们居住区”［5］。“历史民族区”的特点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都有表现。 任何创新，不论是出自本民族还是出自相邻民族，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才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扎根［6］。与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人类学流派是1955年斯图尔德提出的“生态人类学”或“文化生态学”，用来分析经济、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7］。从时间节点来看，二者有一定的学术关联。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初创阶段的成就之一是世界民族地图的绘制。1972年，切博克萨罗夫发表他的新成果——《经济文化类型及其绘制地图的方法问题》，提出绘制世界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图的方法。苏联民族学界根据这一成果出版了《世界民族地图集》［8］。 （二）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学说的发端 20 世纪 50 年代，前苏联的经济模式、社会体制和学术理论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58年，切博克萨罗夫在应邀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讲学期间，和林耀华一起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学说。这一研究成果1961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前苏联，1965—1967年被译成日文连载于《东亚民族学论文集》。林耀华 1981年访问日本时获得日文版本，于1982年8月在此版本上进行了修订。1985年，中文版《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9］。其理论贡献是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类由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第二类以徒手锄掘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第三类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三种类型大致按照经济生产效率由低到高划分。文章描述了每种类型的分布区域。1988年，尹绍亭提出人类生态系统的概念，强调生态环境对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重新思考环境与文化的关系［10］。这是对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学派的回应和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