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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修正：融合生态与生计 （一）林耀华在理论中融入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 这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为适应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上保持的快速增长势头，林耀华在两个方面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作了修正。第一，对经济文化类型概念作了较大修订，新的定义为：“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这个定义改变了两个关键词：用“生态环境”代替“自然地理条件”，以“生计方式”替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认为“生计方式”概念更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含义包含在“生计方式”之中。第二，对原有的三分法重新归类和划分，作子类型的细分。具体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采集渔猎类型，包含两个子类型——山林狩猎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和河谷渔捞型（以赫哲族为代表）；第二类是畜牧类型，细分为四个子类型——苔原畜牧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戈壁草原游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盆地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高山草场畜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第三类是农耕类型，包含六个子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第六个子类型分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与南方亚型［11］。 林耀华在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中加入“生计方式”一词，并不是对原有概念的颠覆，而是与原有观点一脉相承。生计方式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人类的生计活动存在于社会活动中，生活方式受制于物质及其生产方式［12］。细读《民族·种族·文化》原文，不难发现切博克萨罗夫夫妇关于生活方式与经济文化类型的表述，民族共同体的经济文化类型与生活方式密不可分。生活方式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说在一天、一年和一生经常发生的事态中，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中，以及为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待人接物中所特有的行为规范”［13］。生活方式可以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点。 1991年，林耀华提出“社会文化类型”的概念，强调社会对经济文化类型的作用［14］。社会成为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理论解释力与生态文化区 师从林耀华的张海洋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解释力问题，认为该理论的解释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于世界民族分类，形成一家之言而与语言谱系分类法相得益彰；二是用于解释人类文化异同的原因，更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是用于阐述中国文化［15］。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认为跟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比，林耀华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扩大了概念的外延，缩小了内涵［16］。 1999年，宋蜀华在讨论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关系的时候，提出了“生态文化区”的概念。他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三个生态文化区：第一个是游牧兼渔猎文化区（北方和西北）；第二个是旱地农业文化区（黄河中下游）；第三个是水田农业文化区（长江中下游）［17］。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相比，生态文化区概念更强调不同的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塑造和影响。 三、新千禧年以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进展与突破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这一阶段从2001年至今。中国民族学研究者结合新时期的田野实际，在林耀华的基础上，针对新出现的经济文化类型加以创新，有的学者提出与经济文化类型相关联的新研究思路。 进入新千禧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文化类型有所改变。2001年，哈经雄、滕星在林耀华对经济文化类型划分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教育研究的地方性特点，提出四组经济文化类型说：第一是采集渔猎组，分为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是游牧组，也有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是农业组，分为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是现代化工农牧业组，分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18］。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滕星、罗银新又重新分为七种，分别是采集狩猎、渔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大工业和互联网信息工业［19］，主要增加了互联网信息工业这一新出现的事物。 也有学者对单一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了研究与解释，例如安康和曲木铁西以凉山彝族地区居住的地理环境为依据，把凉山彝族地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是山上的“山地耕牧型”；二是山下的“丘陵稻作型”；三是城镇的“城镇经济文化类型”。他们提出根据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采取相应的民族教育措施的观点［20］。 （二）对民族城市移民问题的贡献 张继焦在研究少数民族城市移民问题时，提出现代版或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民族城市移民经济文化类型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以青岛市朝鲜族移民为代表的“依附-移植式”型；第二类，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为代表的“创新-移植式”型；第三类，以昆明市会泽回族移民为代表的“半自创半融入型”；第四类，以深圳市和昆明市一些少数民族移民为代表的“融入型”［21］。这一现代版、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基于全球化和流动性增加的社会背景，着重考虑了移民因素。 （三）在民族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中的尝试 尹绍亭根据中国大陆民族生态研究的多样性，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视为民族生态领域研究类别之一，其他五个类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民族植物学、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民族生态学［22］。王玉龙分析了新时期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四大因素——自然资源、生产方式、地理位置和政治制度［23］。 有学者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新概念。王建新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对“宗教文化类型”作了定义：“指具有某种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在与其宗教信仰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突出特征的文化复合体。这种文化复合体的特征，可以用比较和类型化手法，合理表述出来。”［24］孙杰远、吉萍将经济文化生态定义为“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基础，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历史性等特征。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态特征表现为：人口稀少、疆域广阔；民族种类多，数量大；语言丰富；农、牧、 矿、能等资源丰富、稀有；旅游资源丰富等。”［25］ 总之，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哈经雄、滕星、王建新、张继焦、尹绍亭、王玉龙、安康、曲木铁西等学者面对新形势，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出现了转型与拓宽发展。哈经雄、滕星继承原有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新出现的互联网信息工业作了归类与解释；安康、曲木铁西对彝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作了新的分类与阐释；张继焦则提出了现代版、市场型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移民因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王建新等学者提出了与经济文化类型相关联的“宗教文化类型”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