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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因素与现实际遇 回顾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大环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中国走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发展道路，后40年逐步以市场经济为主。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前30年不断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以三线建设的典型城市——四川攀枝花市的发展为例，分析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历史因素与当前际遇，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演进历程。 （一）产业结构调整：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 以三线企业为标志的工业化是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 60年 代，中苏边境对峙，中印边界冲突，美国轰炸北越并对我国南方地区产生威胁。我国1964年开始三线建设，耗时 17年，将国防工业的重心放在西部［26］。1964年 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将攀枝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云南三线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支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27］。1965年，攀枝花特区成立。1978年，少数民族聚居的米易、盐边两县从原西昌专区划归渡口市（攀枝花市的前身）。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使得攀枝花市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企业到特大型钢铁集团，改变了攀枝花市原有的产业结构，也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 （二）经济体制改革：面向市场的水果产业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循序渐进的过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统购统销的商业模式成就了当时特有的经济状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92年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21世纪，我国已迈入市场经济国家之列，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 攀枝花水果产业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之前，攀枝花的农村地区只有少量芒果树存在。访谈中，村民的感受是“那个年代芒果运不出去，没有人买”。“运不出去”反映的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薄弱，“没有人买”体现市场经济程度不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商品和人口的流动性增加。1997年，攀枝花市先后从海南引进凯特、肯特等 8个芒果新品种试种。2001年，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推广适合当地的晚熟品种，从此攀枝花芒果产业步入快车道。2010年3月，“攀枝花芒果”进入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名录，攀枝花市27个乡（镇） （攀枝花市总共44个乡镇）进入保护范围，其中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盐边县、米易县、仁和区分别有7个、8个、10个乡（镇）①。“芒果之乡”成为攀枝花市的一张新名片。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意味着芒果剪枝、施肥、无公害处理等符合行业标准。 ① “攀枝花芒果”地理标志中，包括盐边县16个乡镇中的7个，米易县12个乡镇中的8个，仁和区14个乡镇中的10个。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1364号（2010年）。 随着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兴起，攀枝花芒果销售渠道增加，水果产业链不断延伸，出现以芒果种植为生的职业农民。职业农民以承包其他农户的果园种植为生，按照比例分成（大多是承包户分七成）。由于芒果规模化种植和晚熟的特点，攀枝花电商有自身的优势，政府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建立电子商务园区。和芒果类似，攀枝花的枇杷、荔枝、释迦果等其他水果也受市场导向的影响。攀枝花农民自给自足的传统种植业一去不复返，大部分农村地区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水果产业。 （三）扶贫政策推动部分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重塑 不论是精准扶贫抑或是其他扶贫，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持续扶持和投入。“三区三州”等偏远民族地区是扶贫开发的硬骨头。“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成为更重要的国家行为，中央政府把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它涉及贫困人口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要让贫困户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脱贫攻坚与以往扶贫开发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贫困的定位方面：这次是消灭贫困，以往是减少或降低贫困。2004年至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6年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中2018年聚焦的主题是乡村振兴，2019年提出把“三农”工作当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精准扶贫政策侧重于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硬骨头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十三五”时期的精准扶贫政策可谓是消灭绝对贫困的一剂猛药。在利好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许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生计方式方面，伴随的是劳动工具、服饰、民居、运输、饮食等文化因子的改变。 由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激发出民族学人类学对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进行反思与重塑的热情，生计方式与文化的变迁将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研究的基础。2017年是攀枝花市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这一年芒果种植面积增加 10,010 万平方米，总面积达32,132万平方米，芒果全年总产量12.56万吨。精准扶贫政策给贫困村落带来的变化尤为显著。例如，攀枝花市鹿村①是一个传统的彝族村落，山高坡陡，地广人稀，交通不便。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 4000余万元，用于改善村落的交通、产业、住房等各方面。村落硬件上显著的变化是11.5公里道路的硬化让村委会所在地与外面的世界连通了。产业方面，农户在芒果、核桃、青花椒等经济类林木方面集中发力，布局大致以海拔1600米为界线，高处以核桃、青花椒为主，低处以芒果为主，其中芒果面积2000余亩，年产值已经突破300万元。与此相对的是，玉米、水稻、小麦等传统农作物大面积减少，小麦已经在村落中消失。 ① 为符合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规范，该村名用化名，下文出现的人名也是化名。数据基于 2015年以来的实地田野调查。 按照林耀华对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分类，鹿村原有的经济文化类型以山地牧耕型为主，以高山草场畜牧型为辅。农村产出以自给自足为主，大部分时间得靠政府补助生计。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2017年该村摘去了贫困村的帽子。产业方面转为以高度商品化的农牧业为主。芒果产业以市场为导向，村集体以新成立的合作社的名义统购统销农产品和农业物资，95% 以上的芒果出售到市场上。以阿鹏家的变化为例，2013年产业结构是 60只黑山羊高山放牧，年收入1万元左右；有20亩农田（以种玉米为主），收获的玉米用来喂养20头肥猪，合计净利润 2万元左右。2018年，20亩农田改种芒果，年产出 3万元（由于是第一年，只 有1亩左右挂果），预计五年后产值突破20万元。阿鹏已放弃饲养业，把黑山羊全部卖掉，用于芒果的前期投入。在生计方式的变迁方面，由以传统的种养结合为主，改为以市场导向的种植业为主。阿鹏家购买了烧汽油的割草机，用于芒果地除草。为了生态种植芒果和土地的循环利用，阿鹏坚决不用除草剂。这个也是观念的改变，生态意识的增强。为了便于芒果运输、出售，阿鹏家还购买了一台皮卡车，闲时载人，忙时载货，运输工具得到根本改善。春节本不是彝族的传统节日，当地也没有在春节这天放鞭炮的习俗。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与外界交流的增加，2018年春节，16岁的阿西专门跑到市里买了两个大桶形爆竹，除夕和大年初一各放了一个，在村上炫耀了一把。 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类型不可能发生突变，它有一个较为长期的渐变过程。不可否认，精准扶贫政策对攀枝花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重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变化不足以代表整个地区经济文化类型发生的改变，像鹿村这样发生巨变的民族村寨不止一两个。2017年，鹿村所在乡镇芒果面积已经达到1426.67公顷。不同时期的扶贫开发政策都会带来些许变化，精准扶贫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力的推手和最重要的变迁动力之一。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五年来，一些少数民族村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变迁。仅 2017年，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扶持下，鹿村所在的米易县在贫困地区发展芒果、枇杷、樱桃等特色水果3600公顷，核桃693. 33公顷，青花椒1000公顷①。如果说林耀华目睹了凉山彝家的两次巨变，那么精准扶贫政策给彝族同胞带来的是第三次巨变。鹿村体现较为明显的是生计方式、生态观念等方面的变迁。随着多样化的生计逐渐转变为芒果作主导的生计，瓜果甚至成为许多家庭的唯一生计来源。 ① 资料来源：米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米易年鉴》（2018）（内部资料，尚未出版）。 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变迁的大环境，不可忽略的现实因素还有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媒体、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体造就的新型职业和营造的商业氛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