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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价值观下提出“意义共同性”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加速，原有“乡土社会”结构被解构，给中国社会带来一场全民族、全领域、全方位的“变革”。它不仅改变着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也改变着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可以说，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全方位、多维度的特点正是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直接动因。 多元价值观使得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家与集体利益至上、阶级归属作为认同导向的价值观念逐渐淡化，代之以新旧价值观念交织并存、多种价值观念之间产生矛盾和对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之争，强化了各民族成员的身份壁垒，市场因素的介入导致体制要素和规范要素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许多转型期必然遭遇的社会问题在特定的时空场景与民族社会生态共同作用，便导致了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思想多元化下的关于民族政策的“逆向歧视”“一族一国”论等杂音、噪音不断影响着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华民族和民族团结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中国民族事务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强化各民族对中国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和谐民族关系的认同变得更加紧迫;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在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中难以牢牢把握宣传的主线与核心，导致社会公众反向解读民族团结，甚至认为“宣传民族团结就是强调民族差异”，这些论调真实存在而且大量存在，需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形式和内容作出认真与深刻地思考。 当然，价值观念混乱与冲突的根源绝不是因为价值观多元化，而是缺乏具有统领性的核心价值观，缺乏宣传中不断加深的核心文化渗透力，缺乏多元背后作为整体的文化意识存在。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宣传来说，我们已有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随处可见的标语和宣传牌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核心价值观的渗透，但是这些价值观是否真正进入每个社会成员的心中，是否已成为一种主观上和文化上的自觉性，我们却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并且这些核心价值观分为三个层面，涵盖国家社会个人的各个方面，这对于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来说，如若只抓团结不重视核心价值观渗透便会使宣传内容单一缺乏厚度，如果两头同时抓又会变得内容庞杂，造成注意力分散不知抓哪一方面的困惑。 因此，笔者认为，面对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面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对民族团结观念的消解或误解，必须要有一个民族团结工作的核心宣传思想，这个核心应该是所有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内容中最基础的底色，是所有民族团结宣传形式背后最通俗明了的主旨，它应该既能契合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实质，又能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并且通过对这一核心思想的大众化宣传，既能将民族团结的涵义真正阐释清晰，又能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有机团结，实现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考察，“意义共同性”显然具备成为这一核心思想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因为它是多元背后的一种整体性文化存在。 三、宣传“意义共同性”的价值 宣传“意义共同性”的价值有以下五点，其一就在于能够从根本上化解反向解读，为民族团结意识的形成默默耕地浇水，让民族团结意识的种子着床发芽茁壮成长;其二，明确宣传对象，以“意义共同性”为核心思想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所面对的对象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所有的民族;其三，丰富宣传内容，内容中更多的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相互映照;其四，重视发展问题，在民族团结宣传中提倡基于共同利益的“意义共同性”，强调“意义共同性”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的紧密联系;其五，增进五个认同，将“意义共同性”作为民族团结宣传的核心思想，是对这五个认同相互依存的思想内核的准确把握。 (一)化解反向解读 一直以来，在大众意识中，民族团结的宣传被认为只是民族地区、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才需负责的工作，民族团结宣传只与民族地区相关，只与少数民族有关，从而解读出“哪里需要进行民族团结的宣传，就意味着那里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民族不团结”。这种反向解读虽然有失偏颇，但却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并且真实地反映出当前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滞后性和简单性。 追溯这种反向解读的历史不难发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语境下，“宣传”一词始终带有褒贬不一的知识与权力色彩，曾被定义为“操纵某种符号向某一群体传播某种事理以影响其态度或行为的一种社会行为”。而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为避免政治宣传行为的操纵色彩而用“publicity”取代“propaganda”后，1997年底，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各级宣传部不再使用“propaganda”作为“宣传”的英译词，宣传部的英译名随即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西方在“宣传”的概念符号已经超越语境和语言障碍，在积极寻求正当性的实践中日趋一致日。法国学者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不必把宣传视为罪恶或与某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美国学者爱德华·L·伯内斯(Edward · L · Bernays)也认为“在任何事情上，宣传之好坏取决于它所推动的事业承载的价值以及所发布信息的正确性。”，因此，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应该明确一个首要前提，那就是承认宣传的普遍性，深化宣传的正当性，通过“意义共同性”的文化渗透性宣传，把民族团结这个硬邦邦的高级术语变成一种社会普遍需要，变成一种日常生活情感，变成一个具有完全正当性、饱含温度的词语，从而逐渐转变民族团结宣传的刻板印象。 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McPhail Hall)曾提出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受众在对待媒介文本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时，可采取的阅读方式除了优先式阅读、部分接受的协商式阅读，还有一种就是“明知文本想表达什么却按自身的想法另行一套的反抗式阅读”。这种反抗式阅读的根源绝大多数是由于宣传方式不当所致。 直接宣传能够起到快速铺开、直观显眼的效果，它是商品宣传、活动宣传最喜爱的形式，但是对于“民族团结”的宣传来说却是收效甚微的，因为正如雅克·埃吕尔所说“没有前宣传，直接宣传无法有效。”这种前宣传其实就是一种在清楚社会思想基础之后潜移默化进行的、不显露宣传目的的“社会准备”，对于民族团结的宣传来说，这种前宣传其实就是联结各民族“意义共同性”的过程。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权多为汉族建立，大汉族主义对民族关系影响较深，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与偏见，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一去不复返，各民族共同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发展差距等还无法在短期内消失，因此就需要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唤起各民族之间寻求“意义共同性”的自觉意识，让共性成为团结的基石。 当然这个前宣传过程也需要宣传手段，需要通过文化阐释，通过情感故事，通过生产生活的呈现，让“意义共同性”成为每个民族每个人的一种自然感情，首先彼此了解然后相互尊重。所以宣传“意义共同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能够从根本上化解反向解读，使民族之间实现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成为每个民族的行为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