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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宣传对象 宣传“意义共同性”的第二个价值在于能够使宣传对象更加明确，但这个明确并不是再次细分，而是更加广泛。以往民族团结的宣传对象直指少数民族，缺少对汉族的宣传重视;宣传工作集中于民族地区，忽略了对其他地方和省市的宣传。民族团结并不只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只有全国各地的人都了解了民族团结的涵义，都知晓其他民族地区和民族的实际情况，才能在相互理解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全民族团结。因此，要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必须要明确宣传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群众中的个体，所以“只有把个人融化到群众中，有效挑动他的反应，才能利用个人在群体中所受到的压力，影响他的情绪和行为。”因此，宣传和联结“意义共同性”具有跨时代跨地域的通识价值，它正是将个人融化到群众中的重要方式。 回看近些年来民族地区进行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是推典型人物，推典型故事，诸如《桃李东风渐次开—兵团职工尤良英和她的维吾尔族弟弟麦麦提的故事》《大爱母亲阿尼帕·阿力马洪抚养四个民族十九个孩子》《一名汉族军官和他的四个维吾尔族孩子》等等新闻报道，这些人物故事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上以文字和视频诸种方式进行宣传，互帮互助故事框架给受众一种错觉，受众自然而然地认为民族团结只与少数民族有关，而与占人数绝大比例的汉族似乎没什么关系，最后导致汉族群体在思想根上就轻视这种宣传，意识不到民族团结的深层次意义，同时导致少数民族对这种简单化的宣传报道没有特别重视，甚至典型人物也因媒体频繁地报道而被忽视。 以上问题之所以出现就在于民族团结的宣传对象既没有分化清晰，又没有完全涵盖。“意义共同性”是全社会每个人的主观归属感和认同感，它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时间，每个人自出生开始到成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都离不开这种社会关系的思考和对意义的追寻，与此相应的“民族团结”事实上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状态，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共同意义选择之上的和谐发展的社会关系。因此，对“意义共同性”的把握和宣传是对每一个社会人而言的，它的对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就是说，以“意义共同性”为核心思想的民族团结宣传工作所面对的对象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所有民族。 (三)丰富宣传内容 曾有人将宣传视为“谎言”，认为只有愚昧的人才会相信谎言而上当受骗。但事实上，人们接受宣传并不总是被动受骗，更不是越缺少知识才越容易被骗，宣传之所以奏效，是因为现代人有着因其环境而很难摆脱甚至自我察觉的根本性需要。这一需要首先体现在归属感的匮乏，因为“人是生活在一种社会的参照系中的，而这一参照系的核心便是一个一个他人的真实存在。” 现代晚期借助知识创新以及新技术革命而产生的枝杈社会对我们生活世界造成了种种分离，曾经的循环社会发生了断裂性改变，电力、网络和数不清的技术产品这三种物质性的存在消解着原本具有集体意涵的共同性价值表达，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渐渐变成了看得见的乡愁和不易再回归的故土。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现代人在丧失了传统的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后，成为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孤独原子，但是个体意识的逐渐增强却并没有带来个体性的独立和强大，人终究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需要在集体的认同中获得归属感，获得团结一致的安全感，获得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意义共同性”。 因此，将“意义共同性”作为民族团结宣传的核心思想，就意味着民族团结的内容不再仅仅关涉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帮互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取暖和休戚与共，“意义共同性”的宣传使得孤独的个体产生出集体感与参与感，与他人汇集到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人民族团结的意识之中。如此一来，新时代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内容就会更加丰富，外延就会更加开阔，与社会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也会更加紧密，从而扩充宣传渠道、打通宣传壁垒、创新宣传形式、提升宣传工作效率。 宣传“意义共同性”就是宣传共性而非特殊性，要宣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宣传平等的民族共同体、互利的民族共同体，宣传少数民族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宣传作为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与汉族同样具有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宣传全国上下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社会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的伟大实践。宣传“意义共同性”有利于丰富民族团结宣传内容，就是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内容，让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变成不同文化的百花齐放，民族间的口角摩擦变成社会关系中的小小插曲，民族间的相互帮扶变成邻里间的你来我往，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变成传统内聚力的社会化升级。当民族团结与社会归属感联系在一起时，内容中更多的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相互映照。 (四)重视发展问题 “意义共同性”强调“利益共同性”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事实上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强调“意义共同性”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的紧密联系。将发展问题作为民族团结宣传工作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将是“意义共同性”发挥其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总体上发展速度仍然较慢，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加之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到城市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因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差异引起的民族摩擦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汉族也从内地流向民族地区城市，所带来的新观念新技术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形成巨大冲击，这些基于具体利益矛盾而产生的民族矛盾对民族团结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在以往民族团结宣传中，由于着重强调民族身份，导致各民族思考问题的角度仅从本民族利益着眼，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的框架转变为从民族关系入手的民族问题思考。比如社会新闻报道中出现少数民族就业难的现象，就会解读为是汉族占据了大量工作岗位;报道中出现某个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就会认为是汉族干部贪污;某位少数民族的女孩穿着时尚了，就被认为是跟汉族女孩学坏了等等，凡此种种以民族关系框架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不仅是民族团结宣传方式选择不当的结果，也是民族团结宣传内容单一，对影响民族团结的实质性问题分析和理解不深入所致，民族团结宣传中“意义共同性”缺失，自然无法唤起共同的社会认同感。 因此，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内容中一定要重视根本性的社会发展问题，重视转型期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非民族问题，重视物质性技术性条件因素对民族团结意识形成的多重影响。“民族团结是民族互利与民族认同的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看到“利益共同性”对“意义共同性”的基础决定作用，有利于实现民族团结宣传工作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有利于看到影响民族团结的利益分配出现了什么问题，探寻表象背后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从而通过宣传指出问题并跟踪解决这些问题。在民族团结宣传中提倡基于共同利益的“意义共同性”，可以避免将一小撮恐怖分子的情绪“标签化”到相关少数民族群众，避免遇到与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就视之为民族问题，避免处处以民族关系框架看待社会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