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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蒙运动史家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质疑 在一段时间内，研究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与后现代主义的抨击正面交锋。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启蒙运动研究被社会文化史支配，它关注的是启蒙运动的传播和交流，并非思想本身。历史学家们研究启蒙沙龙、俱乐部、咖啡馆等启蒙运动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的载体，而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是“启蒙方案”，因此二者各说各话，鲜有交集。随着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盛行，以及新一代熟悉后现代话语的学者的成长，这种局面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变化，一批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指责进行了商榷甚至回击。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指责，达恩顿作为法国史专家率先作出回应。达恩顿认为，首先应把启蒙运动看作一场致力于改变思想与制度的具体运动，不能把启蒙运动视为西方文化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让它来承担西方文化的一切问题。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19世纪的现象，它是从浪漫派而非启蒙哲人那里找到了灵感。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是对个体、自由和人权的尊重，20世纪极权主义恰恰违背了这些原则。此外，启蒙运动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文化之中，不可能预见20世纪的问题。我们在谴责越战或美国的种族主义时，仍要依据《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原则，因此不能说启蒙运动的精神已过时。(18) 但是，达恩顿只是做了原则上的回应。2001年出版的两部文集非常重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作出回应的集体努力。 1.阐释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 2001年，研究18世纪政治文化的凯斯·贝克与启蒙运动专家赖尔合编了一部文集《启蒙运动留下了什么?——一个后现代的问题》。(19)该文集的主要论调是，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印象是刻板的、僵化的，其批评是漫画式的、夸张的。同时，不应该将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作简单的二分，只看到二者的对立，而应该从更为复杂的角度审视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启蒙运动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被视为具有后现代性特征的因素，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批评其实存在误解。(20)具体而言，文集中的作者大卫·霍林格捍卫了启蒙运动的认识论遗产，认为它是接受和实现那些重要的自由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的基础，若与相对主义结合则是将权利置于危险之境。(21)此文集还收录了理查德·罗蒂所撰写的文章，他被看作当代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代表人物。有趣的是，罗蒂反对贴在自己身上的后现代主义标签。他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无望感，20世纪60年代革命者的期望被挫败，尤其催生了这样的态度。依照罗蒂之见，启蒙运动所留下的遗产正是它向前看的抱负，即通过实践行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的抱负。他还指出，要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案从其过时的认识论基础中脱离出来。(22) 此外，在该文集中，科学史家洛兰·达斯顿撰写了《启蒙运动的恐惧，对启蒙运动的恐惧》一文。作者揭示了两种相关的恐惧：启蒙哲人惧怕科学事实的脆弱性，而我们当代人惧怕科学事实的专制。他指出，在启蒙思想家看来，错误观念有许多来源，如感觉本身、偏见、误解、强烈的激情和想象等；我们确立了科学事实的专制统治，而这绝非启蒙运动的遗产。(23)就此而言，启蒙运动的恐惧与后现代主义有着相通之处。劳伦斯·克莱因的文章《作为交谈的启蒙运动》，则把启蒙时代作为人类交流史上的重要时刻。作者指出，在这场启蒙运动中科学不是肆意蔓延，而是臣服于社交的纪律；科学主义不是启蒙运动的唯一遗产；后现代主义者常常强调交谈、对话的价值，其实这正是启蒙运动的遗产。(24)德娜·古德曼撰写了《差异：一个启蒙运动的概念》一文。她认为虽然“普遍主义”是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不承认差异，恰恰相反，差异也是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概念。比如《女权宣言》的倡导者奥林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1748—1793)提出女性不仅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政治权利，同时也具有值得保护的特殊要求。这其实是寻求对差异的认可。在启蒙时代的沙龙之中，男性和女性共处，有着不同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人可以平等交流，他们之间的差异被教养克服了。(25)总之，古德曼认为，启蒙运动强调普遍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差异的存在。上述这些作者都力图证明，启蒙运动的遗产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并非势同水火，而是有相通、相容的一面。 2.纠正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的曲解 同样在2001年，一批既研究18世纪又了解后现代主义学术传统的年轻学者合出了一本文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正面回击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些学者明确了后现代主义审视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当然他们也不是毫无保留地崇拜启蒙运动。其总的基调是：启蒙运动可能并不充分，不能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但它的确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指明了方向。(26) 该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批驳了后现代主义强加于启蒙运动的错误观念，比如将伏尔泰视为反犹主义者，认为启蒙哲人们相信历史的进步可以解决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以及坚称启蒙运动应为殖民主义问题负责，等等。其中，罗纳德·谢克特通过研究伏尔泰的通信纠正了关于伏尔泰反犹的错误认识。他指出，伏尔泰在批评圣经的时候说古希伯来人是野蛮、迷信的，至于对启蒙时代犹太人的批评，只是在伏尔泰大量通信中有一封信提到犹太人很无赖。因而，总的来说，伏尔泰对犹太教和圣经中的犹太人的抨击是中伤教会的策略，教会才是其真正的敌人，攻击犹太人只是为了攻击教会。(27)文集编者丹尼尔·高登对于后现代主义认为启蒙哲人强调通过历史进步可以解决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而像孟德斯鸠这样的哲人对商业社会中贵族美德的衰落是表示忧虑的，同样，卢梭也并不迷恋进步观念。(28)针对启蒙运动促使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发展的批判，马利克·加舍姆力图重估启蒙运动对于殖民主义的影响。他发现，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的法学家们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他们力图使当地法律法典化并融入法国的法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对于形成当地的法律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当地居民完全能够意识到其特殊的认同。(29)这一研究实际上表明，殖民地的居民并不只是沉默的和被动屈从的。 这本文集不仅想要反驳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同时也力图表明这种批判实际上并不新颖。约翰逊·肯特·赖特写作了一篇题为《卡尔·贝克尔的前-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作者揭示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与《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以下简称《天城》)一书的关联。(30)赖特指出，在启蒙运动研究领域一直都被视为经典的《天城》一书，应该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运动的先声，这一点一直未受关注。《天城》一书是由贝克尔于1931年在耶鲁大学发表的系列演讲构成的，它是在当时美国比较安全的环境中诞生的，作者对德国思想界的情况不感兴趣。这部著作文笔非常优美，吸引了几代人。然而，在其华美的文笔背后，立场相当模糊。它的核心观点是，启蒙哲人受了基督教哲学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贝克尔要证明的是18世纪的思想具有前现代的特征，启蒙运动本身是陈旧过时的，是玄学体系。(31)赖特指出，如今，《天城》一书中的思想智慧在当代的思想文化中颇为流行。它为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提供了思想源泉。此书时常流露出戏谑、讥讽、尖酸、忧郁的笔调，这也正是后现代的那种笔调。赖特指出这种关联也是为了说明，所谓后现代的立场和现代的立场是很难区分的，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并不新颖。 最后，这本文集的编者高登提出，启蒙思想是胜过后现代主义的，回归18世纪的思想才能使我们超越当下的思想潮流。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比较，启蒙运动是更为成熟的一个运动，启蒙哲人们比那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后者只是生活在学院里。但是，后现代主义也有其后见之明的优势。法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的极权体制都是在启蒙哲人身后发生的事情。认为启蒙运动要为这些灾难负责是把问题简化了，但也不能说启蒙运动与这些问题一点关联都没有。(32) 概言之，彼得·盖伊是绝对拥护启蒙运动的，不允许它与任何负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高登则认为日后对于启蒙运动的研究还是应该吸收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从而勾勒出更完整的画面。上述两部文集的观点主要是为“启蒙方案”进行辩护。随后一些学者更多地在史学层面对启蒙运动展开具体研究，使启蒙运动真正回归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