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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现代之后启蒙运动研究的新视野 21世纪以来，帝国史、全球史、科学史的蓬勃发展，为从新的视角反思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提供了契机，由此出现了一些具有扎实、严谨特征的著述，法国启蒙运动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或者说是全球转向——转向海外殖民地，转向启蒙运动与他者的交流、互动。此外，后现代主义关于启蒙运动破坏环境、贬低女性等问题的指责，也为学者们重审启蒙运动提供了话题。 1.殖民帝国与启蒙运动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著作、文章探讨殖民话语、帝国观念、科学知识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关联。2003年，桑卡尔·穆图出版的《启蒙反对帝国》一书主要分析了狄德罗、康德和赫尔德等人反对帝国的政治思想。作者区分了启蒙运动与“启蒙方案”，他认为启蒙思想非常复杂，应该对于启蒙运动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能把启蒙思想都塞到一个宏大的方案里去。换言之，启蒙运动不是铁板一块。这本书讨论的反对帝国的思想只是当时各种相冲突的观点中的一种。那种认为启蒙运动重视普世价值、牺牲了文化多样性的观点，其实遮蔽了18世纪思想家论争的复杂性，他们针对人性、文化差异和欧洲人民与非欧人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33) 2009年，丹尼尔·凯里和林恩·费斯塔共同主编了学术会议文集《后殖民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两位编者指出，过去30年，后殖民批判欧洲帝国主义的实践，这改变了我们对于后殖民意识形态、抵抗与文化接触的理解。启蒙运动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它既是殖民统治的先驱也是解放的化身，既是靶子又是盾牌，既是阴影又是光明”。此文集将18世纪研究与后殖民理论这两个领域并置在一起，以便在早期欧洲的殖民野心与后殖民对于帝国方案的质询背景下拷问启蒙运动的角色与名声。(34)卡西勒、彼得·盖伊、福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没有分析过18世纪的殖民计划，而这正是此论文集的贡献。可以说，后殖民理论重塑了启蒙运动研究，在18世纪研究中加入后殖民理论，有助于阐发土著的抵抗实践以及性别、种族和民族等问题。 2.科学话语与启蒙运动 最近，关于启蒙运动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为启蒙时代的科学话语和科学实践。(35)大卫·艾伦·哈维于2012年推出了《法国启蒙运动及其他者：满大人、野蛮人和人的科学的发明》一书。作者指出，18世纪法国的集体想象是由大量关于异域他者的描绘构成的：关于波斯人、中国人、塔希提人的描述很多，政治思想家运用跨文化比较，讨论东方专制主义(孟德斯鸠)、高贵野蛮人(卢梭)、儒家官僚体制(魁奈及重农学派)，进而涉及治理、自然法、人性等更为宽泛的问题。此书考察了法国启蒙运动中对于人类多样性的兴趣，也就是说，启蒙运动对人的科学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这种人的科学要把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都纳入考察范围。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布封等人都参与到对这门学问的构建中来。哈维此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以历史学的方式详察法国启蒙运动对于人类多样性这一问题的讨论，来重塑具体历史语境中关于启蒙运动普世主义和所谓“启蒙方案”的争论。(36)作者试图揭示，当时许多思想家致力于发展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a science of society)，它在范围上应该是普世的，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如果这门科学受限于当时的欧洲，它必定是不完整的、地方性的。因此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探寻这门科学而言非常重要。作者还指出，所谓奠定现代性本质的“启蒙方案”的一元性，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史学问题。这种抽象问题，对于从事经验研究的史家而言既无法承认也无法否弃。(37)在此书结论部分，哈维还直接回应了约翰·格雷的启蒙运动批判，认为格雷所谓的“启蒙方案”——创造一种“基于普遍人性与理性道德的普世文明”——过度简化了孔多塞的“进步的普遍主义”，而且孔多塞的理论绝非启蒙运动的整体性特征。法国启蒙思想家就人性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明与原始主义(primitivism)各自的优点、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合法性、跨文化碰撞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争论，这些争论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圈定出了此后人的科学要讨论的问题领域。总之，启蒙时代关于人的科学的话语既是普世主义的又是相对主义的，既是欧洲中心的又是世界主义的。(38) 3.奴隶制、种族问题与启蒙运动 二战后，法国经历了非殖民化的浪潮，这直接推动了对于启蒙时代奴隶制问题的思考，人们注意到，正是在启蒙时代，非洲黑奴的买卖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制度臻于鼎盛。法国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记者)伊夫·贝诺(Yves Bénot，1920—2005)是反殖民主义的积极分子，一直在法国殖民史领域默默耕耘。(39)2005年，题为《启蒙运动、奴隶制和殖民化》的文集出版，其中汇集了伊夫·贝诺的大量作品，主要展现了启蒙时代法国反对殖民主义与奴隶制斗争的思想根基以及大革命中废除奴隶制的进程。(40)与贝诺不同，法国的政治哲学家路易·萨拉-穆兰致力于揭示启蒙思想是如何维护奴隶制的。他于1992年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苦难》，声称要从奴隶的角度看启蒙运动，揭露启蒙哲人为奴隶制辩护的一面。(41)2006年，此书的英译本《光芒的阴暗面：奴隶制与法国启蒙运动》面世。萨拉-穆兰代表了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问题批评启蒙运动的潮流，这其实也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启蒙运动批判。根据这股潮流，启蒙哲人对于奴隶制的批评软弱无力，他们在实践层面接受了这一制度，更显圆滑虚伪。甚至有人抨击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利。面对这种倾向，法国的孟德斯鸠研究专家让·埃尔阿德于2008年推出了《启蒙运动与奴隶制：殖民地奴隶制与18世纪法国的公众舆论》一书。作者力图回应这些过于简单化，甚至歪曲事实的观点，呈现了18世纪心态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复杂性，描绘了殖民地奴隶制问题因何逐渐在当时的思想界浮现出来，以及相关论争如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道德问题缠绕在一起。在埃尔阿德看来，那些启蒙哲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偏见，但是他们都在原则上拒绝奴隶制，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绝没有染指过奴隶买卖。(42) 2011年，安德鲁·柯伦出版了《剖析黑人特性：启蒙时代的科学与奴隶制》一书。他认为，此前的一些研究更多地把启蒙运动当作时代背景，而没有把奴隶制和启蒙运动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通过解读时人的旅行记录、博物志、哲学论文等文献，柯伦勾勒了启蒙时代欧洲人思想中的非洲黑人形象，展现了18世纪的个体如何参与到对于非洲话语的建构之中。他指出，启蒙时代博物学对于黑人的认知包含了一些荒诞的观念(如黑人具有黑色的血液)，不过，著名博物学家布封承认黑人与白人都是人类种族中的一员，都有同样的潜能。英、法、德反奴隶制的思想家都引用布封的观点，然而，支持奴隶制的人也引用博物学观念。通过分析18世纪的黑人观念，柯伦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并试图把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从被描绘为铁板一块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43) 4.女性主义与启蒙运动 在抨击启蒙运动的问题上，女性主义者一直与后现代主义者处在同一阵营，认为启蒙运动的根本承诺与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相悖。(44)最近几十年，关于启蒙运动中女性的研究集中于沙龙研究领域。据称，已约有2000种著作、论文专门讨论法国17、18世纪的沙龙和沙龙女主人。(45)来自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批判推动了对于启蒙时代性别问题的探讨。2005年，萨拉·诺特与芭芭拉·泰勒主编了题为《女性、性别与启蒙运动》的文集。这部700多页的文集汇聚了启蒙时代各国关于女性与启蒙运动关系的讨论，其中有好几篇涉及女性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题。该文集的结论部分指出，女性主义哲学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过于简单；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将会发现其斥责的启蒙运动在整体上更为复杂，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和后现代观念是意气相投的；其实，正是在启蒙时代，女性在身体和精神层面与男性的差异才被认真对待。(46) 该文集中詹尼·曼德所撰写的《法国启蒙运动人类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文，正揭示了启蒙时代科学话语中的性别差异观念。作者所谓的人类学要放在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主要指对人类身体的研究。这篇文章聚焦于狄德罗的《论妇女》一文，以此为例分析法国启蒙时代的女性观。文章指出，在狄德罗看来，女性充当了一个社会的“寒暑表”，女性的行为以及她们被男性对待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文明之路上已经走了多远。(47)狄德罗还认为，女人无法使其心智摆脱身体的影响，她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她在社会中的角色主要是由其身体决定的。在此方面，狄德罗与伏尔泰、卢梭的观点是相通的，都认为女人受其生理特性(比如怀孕、生子、哺乳等)的束缚。狄德罗同情女性，声称如果他是立法者，他会补偿女性的牺牲，他认为社会发展将改善女性地位，但不会带来颠覆性变化。(48)由此可见，启蒙哲人是从两性的生理差异出发理解女性特征，并同情女性的社会处境。(49) 女性在法国革命中没有获得公民权，一些学者提出这是启蒙运动的缺陷造成的，正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女性观导致了女性政治权利的缺失。对此，林·亨特明确表示，人们经常讨论法国女性没有在大革命中获得公民权，女性被进一步限制在家庭之中，认为这似乎是启蒙思想导致的，但实际上，20世纪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50)林·亨特的言外之意是，不能太苛求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 而要关注启蒙运动中的女性，不仅要考察这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认识，更要看女性自身的所思所想。2013年出版的文集《启蒙运动妇女的政治思想》正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该文集导论指出，社会史、后现代主义和妇女史相互交织，导致了将女性作为社会行动者来研究的倾向，并注重性别话语的普遍特征，但是忽略了作为个体的女性的思想文本。(51)该文集还力求关注被传统思想史忽视的女性的政治思想与哲学观念，展现女性对于男性思想家的回应。由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启蒙时代妇女的压抑，而是知识女性群体的思想活力。 5.环境主义与启蒙运动 一般而言，科学革命导致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自然界如同一架按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庞大的机械装置。启蒙运动进一步传播了科学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机械的唯物论精神。因此，自然界似乎成了可被任意控制与奴役的对象。当代环境主义对这样一种自然观念颇为不满，并迁怒于启蒙运动。针对这种不满，刘易斯·欣奇曼与桑德拉·欣奇曼于2001年共同发表文章，题为《环境论者应拒绝启蒙运动吗?》。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激进环境主义者完成了不少反启蒙运动的著述。他们认为正是启蒙运动产生了人可以为了自身目的奴役自然的想法，从而导致生态灾难，因此环境主义者普遍反对“启蒙方案”。但依这两位作者之见，激进环境主义者实际上没有看到启蒙运动主题与当代生态哲学之间的重要关联：公共领域的环保实践、世界主义观念、多元文化主义和对于市场的怀疑精神，都是秉承启蒙运动而来，并进入了当下的环保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两位作者强调，的确，大自然在启蒙时代被祛魅化了，但是被驱走的是预兆、恶魔和各种神灵，留下的是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自然；我们应当把环境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视作启蒙运动与蒙昧斗争的胜利果实。(52) 2011年，纳撒尼尔·沃洛什出版了《启蒙运动中的历史与自然》一书。作者虽然没有像刘易斯·欣奇曼与桑德拉·欣奇曼那样建立环境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积极关联，但也明确拒绝以环境主义的惯有立场批判启蒙运动。作者指出，过分强调环境史的视角并不妥当，在这种视角支配下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乃是滥用自然的罪魁祸首。他的研究尽力避免这种价值判断，而致力于揭示吉本、伏尔泰、雷纳尔神甫(Abbé Raynal)、休谟等18世纪的知识分子如何将征服自然当作衡量文明进步性的重要标准。(53)无疑，作者还原至历史语境中思考这一问题，而不是凭借后见之明进行谴责和批判。 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支配着启蒙运动研究，它关注启蒙思想的传播而非思想本身，它重视社会底层文人而非启蒙大哲。这种取向使得启蒙运动研究者无法回应后现代的质疑。(54)21世纪以降，启蒙运动研究在回应后现代主义质疑的过程中，在与新的史学潮流结合的过程中焕发出活力，新著作层出不穷。当下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转向(空间转向)，即关注启蒙时代的海外殖民地与奴隶制问题，转向启蒙运动与他者的交流、互动；二是重新回归对于思想问题的阐释，即不再像社会文化史那样关注底层文人的启蒙运动，而是重新关注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大哲的思想。如今思想史侧重于启蒙大哲们关于女性、犹太人、黑人、奴隶制、人的科学等问题的论述，不再聚焦于反宗教狂热、分权制衡、公意、社会契约等问题。随着殖民、科学等问题被置于讨论的中心，布封、雷纳尔神甫等早先不太受关注的启蒙思想家也变得颇受重视。 在新的研究图景中，启蒙运动之多样性与同一性的问题再次得到凸显。早就有观点认为启蒙运动内部观点驳杂，很难说是一场统一的运动。而卡西勒等人曾努力寻找启蒙运动精神的内核，为我们塑造了启蒙运动的内在同一性。今天，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历史学家又重新强调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当然符合客观事实，但是如何认识启蒙运动的同一性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历史学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回应，也体现了史学与哲学的互动。启蒙运动不仅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哲学领域讨论的重要问题。“启蒙方案”的说法形成于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启蒙运动批评也多受哲学家的影响。因此，关于启蒙运动的批评并未停止，质疑与回应的对话还将继续，史学与哲学的互动也会进一步深入。 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那种彻底否定启蒙运动的做法已经遭到了抛弃。当然，我们也需承认，这种激烈的批判明显刺激了史学家的神经，为更新启蒙运动的研究图景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